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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和“付出”
?--------关于一起袭警抢劫案的冷思考

康岸桥


持刀挟持并伤害出租车司机、劫持出租车、抢劫现金及高值易套现财物，甚至公然拒捕袭警……这是2003年5、6月间在兰州市城区频频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梅军、齐涛的罪恶“表演”，他们的演技虽然不算高超，但却给金城出租车业带来了恐慌和不安全感。作为出租车司机被抢劫案件的主侦部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的领导对这些案件非常重视，责成刑侦大队限期破案，分局督办，刑侦大队当即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迅速展开了工作。经过齐心协作、不懈努力，几番波折，专案组终于在7月22日、25日分别将齐涛、梅军抓获，进而破获此类案件数十起，不仅狠狠地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也给出租客运行业创造了良好的治安氛围。
歹徒虽然已被绳之于法，但是通过综合分析本案的侦破过程，我们不难看到，相对于破案的收益来说，我们的侦破成本结构的不合理和反常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妨导入这样一个公式：实际侦破成本＝必然成本+额外成本+偶然成本，必然成本包括侦查部门为侦破案件必须耗费的最低限度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的总和，是破案的必要条件，可简称为“支出”；偶然成本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由于意外、不可抗力、工作失误、自身素质及其它偶然因素的出现和发生而造成的损失；额外成本则是指由于偶然成本的出现，为弥补损失而耗费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的总和。偶然成本和额外成本的总和可简称为“付出”。一个理想的侦破成本结构中，“支出”趋近于最低必要限度，“付出”则应趋近于0。而在一个较为合理的实际侦破成本结构中，“支出”＞“付出”，二者都应在必要和合理的限度之内。在本案中我们不难看出，“付出”远远大于“支出”，造成不合理的破案成本支出，也正是本案一波三折的内在原因和主要原因。不妨让我们深入本案的侦破过程中去，看看这种反常的、不合理的侦破成本结构是如何具体形成的。
专案组在研究分析了这一系列抢劫案的特性和共性之后，果断串并案，并制定实施了侦查方案，一、在易发案地及租车地、抛车地进行走访、摸排；二、带领受害司机在这些地段进行寻找；三、对被抢劫的赃物进行监控，尤其是手机。但是，这些工作尽管做得很扎实，量也很大，面也很广，案件的侦破却并无进展，相反，在这期间，仍有案件在不间断地发生。6月20日晚又连续发生了两起案件后，专案组根据案犯作案的时间规律，经过反复勘查地形，制定了守候抓捕方案：确定四个守候点，一个流动巡逻点，每点四名干警，时间定在了6月26日晚。当晚，在局领导和大队各位领导的统筹布署下，大规模的守候行动开始了，刑侦大队全体干警全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自晚22时30分开始，守候至27日凌晨0时30分许，这二名劫匪果然又租了一辆车来到“三五一二”厂西大院巷道内抢劫，正在这二人已将司机控制住准备将车劫走时，在此巷道内的守候小组尤如神兵天降，将这二名劫匪堵在了车内。如果此时就顺利把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那么此案的“支出”和“付出”都是在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实际侦破成本结构还是趋于合理的。
也许是胜利来的太突然，让守候民警放松了警惕，违反了查缉战术的操作规程，将二犯罪嫌疑人堵在车内，坐在司机座上的犯罪嫌疑人梅军用花言巧语麻痹了民警，突然开门夺路而逃，而在助手座的另一犯罪嫌疑人齐涛利用民警分神的一瞬间，也冲开了车门准备逃跑，但守候在另一侧车门的民警反应机敏，将他一把揪住，齐涛手持利刃捅向民警，民警反应机敏向后一躲，刀捅在了下巴上，齐涛趁机一脚踹倒民警后也逃之夭夭。突然的变故加上专案指挥员对守候安排考虑不尽周密，点与点之间失去联系，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确切位置，造成梅军、齐涛二人袭警逃跑后各守候点一片混乱。由此可知，偶然成本的产生正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失误，包括①、指挥者对现场紧急状态出现的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和顾此失彼；②、守候民警错误的判断和明显失误的缉捕战术实施；③、接应守候民警接受指令不明造成配合失误。而这三点失误的深层次原因还得从自身素质的养成和发挥上好好挖掘。
这次抓捕虽然没有成功，但却让狐狸露出了尾巴。齐涛在逃跑时慌不择路，将手机掉在了现场，这便使专案组由此查清了2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手机的主人叫梅军，27岁，无业；其同伙叫齐涛，23岁，无业。梅军、齐涛二人也被突如其来的抓捕吓了一跳，当发现梅军的手机丢失后，二人感到大事不好，立即决定各自逃命，互不联系。专案组将两人的所有社会关系，公秘结合，或直接见面，或隐蔽监控。根据对二人的家庭及社会背景的了解，专案组分析齐涛已经外逃，而梅军既没钱，外地也无任何社会关系，他无力外逃，便把抓捕重点放在梅军身上，对齐涛专案组实行秘密监控而不惊动，给他以风平浪静的假象，诱其露面。果然，就在紧锣密鼓地对梅军追捕时，外逃20余日的齐涛开始探听风声，专案组对齐涛的关系人作了深刻细致的工作，向其申明利害，其表示愿配合我工作。在得到关系人一切正常，安然无恙的信息后，齐涛于7月21日返回了兰州，藏在了海石湾其姐齐波处，并与关系人取得了联系。专案组立即赶赴海石湾，在经过一昼夜艰苦的搜寻后，于7月22日中午在齐波家附近将惊魂未定的齐涛收入囊中。而此时的梅军，已被专案组追得如丧家之犬一般，凡是他所认识的人，凡是他去过的或可能要去的地方，专案组都一一找到，他不敢回家，不敢找朋友借钱，不敢在大街上行走，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专案组通过对梅军性格及爱好的分析，利用其喜好上网与异性聊天的嗜好，不定期在网络聊天室搜索。7月25日下午，当专案组干警以“小美女”的女孩网名出现在聊天室时，梅军也以其曾用过的网名“小可”进入，并与“小美女”聊了起来，“小美女”一面继续“温柔”地与其在网上周旋，一面立即安排人查寻其所在。就在“小可”与“小美女”聊得正酣时，抓捕干警在渭源路一网吧内将“小可”—－梅军抓个正着！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复述两犯罪嫌疑人落网的过程，就是想阐明先前提出的观点：偶然成本引发额外成本。而此案侦破的额外成本中不仅包括常规侦查手段（如调查、访问、排摸、守候等）的使用，还包括刑事特情等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以及还使用了大量的技侦手段，如外线（931）、话侦（933）甚至还包括高科技手段—网络IP地址监控，至于对人力、物力和其它社会资源的耗费，更是无法具体量化。好在此案中的“付出”并没有白费，否则如果造成侦查收益值为0（比如犯罪嫌疑人未缉捕归案），那么就真是有愧于人民公安的称号，难以自诩执法为民了。
那么如何做好侦破成本控制，提高破案收益呢？从根本上讲，必须优化成本结构，也就是说，一定要使必然成本降至最低需要，使偶然成本趋近于0，尽量避免额外成本的出现和剧增。而侦破成本结构的优化，在实际操作上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
1领导的支持和优势警力的倾斜。比如本案的破获从根本上讲就是市局和分局两级党委的领导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的结果，市局领导多次过问，分局局长金宽忠、政委郭佼定每日都关注案情进展，并亲自参加专案会议，制定侦查策略。主管刑侦的副局长石兰生发出了“此案不破，绝不罢休”的誓言，和专案组的同志们同甘共苦，并肩作战，连续奋战两月有余。专案组同志们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建立了二十四小时快速反应机制，随时有情况，随时出动。正是这种精诚所致，金石为开的高尚的敬业精神，使专案组克服了重重困难，将案件侦破。连梅军都发出感慨：“我想着你们抓几天抓不住我也就罢了，可没有想到你们如此执着，我被你们追得已是走投无路了”！
2打破区域、警种限制，集中优势兵力脚踏实地开展基础工作。以本案为例，由于梅军和齐涛的社会关系众多，人员复杂，专案组人力有限，所以大队领导高瞻远瞩，宏观调控，将刑侦大队专案组以外的其他力量投入到大面积的排摸，守候等工作中。实践证明没有这些烦琐的基础工作，破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3民警个体综合素质的完善和提高，比如良好的战术素养和专业素质、较为完善的知识智力结构、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修养等等。
4适时、正确、依法使用各种公开和秘密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做好与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工作。



浅议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缺陷及改进

王胜宇


　　1 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1 对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不明确
　　行政复议的性质关系到行政复议立法的价值取向，也关系到整个行政复议制度的构架，以及行政复议工作的发展方向。因此，对行政复议正确定性非常重要。一直以来，对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层级监督和纠错机制，称为“监督说”；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一种行政救济制度，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时，申请复查及纠正的救济制度，属于通常所说的“民告官”的范围，称为“救济说”。虽然二者并不对立，但层级监督是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在性质上以行政手段为主导；而“救济”是外部行为，独立于行政执法机关之外，在性质上以司法手段为主导，理论上二者不能共存。
　　1.2 行政复议范围还需完善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些界限需要进一步明确，特别是有些热点、难点问题。如:《行政复议法》没有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因而导致公务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保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与保护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一样，两者都应该有充分的救济途径和救济手段。国家公务员虽然可以通过行政申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申诉与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的救济更加有效。《行政复议法》将公务员合法权益的救济排除于复议之外，这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一大缺陷。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司法行政方面也相应的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也迫切要求我们完善《行政复议法》，与国际接轨。
　　1.3 行政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工作机制不顺畅，且缺乏独立性
　　按照复议法规定，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是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从表面上看，法制工作机构不同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其他执法机构，较之其他业务机构相对独立，从而在复议审查过程中主持人与执法者身份相分离，从而体现法律审查中的自然公证法则。但从行政组织结构上看，它在组织关系上与其他内设机构并无太大区别，因而在承办具体复议事项时难免由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下级领导关系而受部门利益或偏私的影响，其复议活动实际上无法独立进行，从而无法保证在复议审查中的公证、中立的立场。而这种设置上的缺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复议工作机制的不顺畅。
　　1.4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不畅，增加累诉
《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是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法律制度，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是完整的行政及救济的程序，行政管理相对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选择先申请行政复议，寻求行政救济；对行政复议结果不服，再向法院起诉，寻求司法救济；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除法律规定复议前置的以外。但在实际情况中，两者并没有衔接好，主要体现在：①行政复议申请范围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没有衔接好；②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该不该提起诉讼问题没有衔接好；③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上相互矛盾。 　
　 2 对行政复议制度改革的思考
　　
　　行政复议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寄寓于社会主义政治的法律规范，在社会全面进步和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在总结过去的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成功典范，结合我过的国情，顺应现代行政法的发展方向，进行必要的改革，全面加强行政复议建设，以此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维护法律公正统一。
2.1 在性质上，要对行政复议制度作准确和明确的定性
　　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准确且明确的定性是行政复议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从理论看，首先，行政复议从性质上分析，政复议都是作为法院司法救济以外的一种行政救济制度存在；其次，行政复议的启动应以申请人提出申请为前提,不告不理,是被动的监督；再次,从行政复议表现形式看,它是一种居中裁决行为,是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两个平等当事人之间进行居中裁决的司法行为,而不是行政机关内部的单向监督行为。从实践看,行政复议实行全面审查原则,通过对案件的审理,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是行政复议的职责所在。将行政复议定性为行政救济制度,也并非一定走全盘司法化道路,行政复议不必通过搬用司法机关办案程序来体现救济性质,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必须坚持机构的独立并有严格的程序。
　　2.2 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实体上适当扩大行政复议的受案和审查范围
　　行政复议法通过概括、列举、排除三者结合的方式确定行政复议的范围并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可复议的范围之中,这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重大创新与进步,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目前我国行政复议的范围仍然较窄,需要进一步扩展。行政复议领域的拓宽可能会涉及两个比较大的方面,一是申请人资格的标准需要大大放宽,只要是受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企业或其他团体、组织,都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二是行政行为的范围也要放宽，不但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抽象行政行为也应当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同时我国行政复议法把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外,这种做法容易导致公务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得不到行政复议的救济,也与现代行政法治的平等精神相背驰。因此,有必要把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
　　2.3 建立行政复议的回避制度和听证制度
　　为了加强对行政复议行为本身实行有效的监督，首先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回避制度，如果行政复议人员是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或有其他的利害关系，可能影响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当事人有权要求其回避，或其应当自行回避。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听证制度，对于案情重大、复杂，涉及利益面广影响力较大的行政复议案件必须适用听证程序。听证一般应公开进行，但如果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听证可以不公开进行，但听证内容必须以笔录的形式保存下来。
　　2.4 理顺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关系
　　这需要把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联系在一起,通盘考虑。①不要把行政复议行为作为一种普通的具体行政行为来对待。行政复议机关因事实不清,使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原因作出撤销下级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责令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当事人不服的,人民法院应当不受理或不做实质审查。②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不作被告。无论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维持还是撤销的行政复议决定,都不得以行政复议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这样做有利于行政复议机关打消顾虑，更好地发挥作用。③为提高效率,避免烦琐程序,行政复议机关对因罚款,涉及财产关系的裁决,补偿决定,收费通知等类型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引起的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机关应当直接变更,而不得作出撤销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