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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支付之定性
　　　　　　　　　　　　　　　　　——试论托付法律关系

　　　　　　　　　　　　　　于颖 武汉大学法学院

　　自2012年1月1日起，有超过百家有资质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可以合法的经营第三方支付业务，然而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定性问题上的含糊不清将会导致当事人难以预见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法律结果、在纠纷发生时适用法律的不准确，以及增加涉外案件中的法律冲突所带来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甚至判决承认与执行等一系列的国际私法问题。

一、第三方支付法律关系定性的背景

（一）我国第三方支付的实践与立法现状

实务领域中所称之“第三方支付”在我国普遍使用于远程消费者合同中，即远程消费者合同中的双方当事人选择第三方支付的方式，买方将合同约定的价金存入第三方账户，待卖方按约定履行义务完毕时，买方指示第三方向其支付价金的付款方式。根据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为23亿元，[1]2007年第三方支付交易就突破1，000亿元，[2]在2008至2010年短短的3年间，第三方网上支付交易规模翻了近4翻，[3]2011年中国第三方网上支付交易同比又增长了118.1%，规模达到22，038亿元。[4]

尽管我国第三方支付行业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但我国立法中关于第三方支付法律关系的规定可以说是一片空白。2010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非金融支付机构服务管理办法》，首次明确赋予第三方支付机构法律上的主体资格，解决了在此之前第三方支付机构违反《商业银行法》的规定、非法从事专属银行中间业务的无照经营的情况，将取得资质的、提供支付服务的非金融机构定义为“支付机构”，国内俗称为“第三方支付”服务商。人民银行从2011年5月起共核发了101张牌照，目前这101家第三方支付企业经营着2万亿元以上的年交易额，然而关于第三方支付法律行为的定性却在现有立法上找不到相关的依据。

（二）第三方支付的法律关系分析

每一个第三方支付行为的发生都涉及到两个合同：第一个是买方和卖方所缔结的买卖合同。该合同为主合同，涉及买方和卖方两方当事人，也就是远程购物领域的远程消费者和商家；第二个合同是涉及三方当事人的第三方支付合同。该合同是为了保障主合同的顺利履行而缔结的通过第三方进行支付的合同，为附属合同，涉及当事人包括买方、卖方以及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的第三方支付服务商。买方在付款的时候，会有多种选择，通过现金、汇款、信用卡转账的方式直接向卖方予以支付的方式不属于第三方支付，不会产生该附属合同，只有当买卖双方选择通过第三方支付方式支付货款时才会涉及到这个合同的产生。当买方点击卖方网页上提供的“第三方支付方式”（如支付宝）付款时，该合同才告成立。买方将款项付至第三方的专门账户中，虽然财产发生转移，但该帐户中的财产所有权并不属于第三方服务商，是区别于其自有财产而独立存在的，付款成功时该合同生效。在收到货款后，第三方会通知卖方发货。一般的第三方担保交易行为会发生两种结果：一种情况是卖方按照主合同中的约定将货物发送至买方，买方确认无误后指示第三方向卖方付款，至此合同履行完毕；另一种情况是卖方没有按照主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第三方就要将价金返还给买方，该合同也履行完毕。

（三）第三方支付定性的法律问题

定性在国内法与国际私法中都是相当关键的问题。[5]定性（亦称归类），是指依据一定的法律观念，对有关的事实构成做出分类，将其归入一定的法律范畴，从而确定其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无国界性是网络的先天属性，大量通过第三方支付方式进行交易的电子商务活动都带有国际因素，需要国际私法来调整。在国际私法中，定性又称为识别（characterization，classification or qualification），是法院在处理涉外案件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它决定着法院具体援引哪一条管辖权规则和冲突规范，因而直接影响着案件的处理结果。[6]

《非金融支付机构服务管理办法》虽然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主体资格做了规定，然而该管理办法仅仅是从公法的角度所做的金融管理层面的规定，不仅未对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者与使用其服务的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予以定性，也未对相关的民事权利义务做出任何的规定。由于相关制度的缺失，一系列法律问题向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当事人如何能够正确地选择法院进行诉讼？法院如何来确定自已是否有资格行使管辖权？如何正确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如何解决此类案件的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当事人的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

二、普通法上的第三方支付

（一）普通法对第三方支付的定性

如果一位住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消费者与住所在我国的某一商家订立买卖合同，并选择通过我国的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的第三方支付方式进行支付。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承诺人将法律文件或财产交由第三人保管，待特定期限结束、或在约定条件成就时，由该第三人将其保管之法律文件或财产交给受诺人，此种法律关系为托付关系（Escrow）。[7]在发生有关该支付协议的纠纷时，根据美国加州的法律，美国加州法院对此案件有管辖权，该消费者就可以在其住所地加州提起诉讼，法院适用加州的法律将该种法律关系定性为托付关系，[8]而最终会适用加州的实体法来处理该案件。

（二）普通法中托付的含义

布莱克斯顿早在其1765年的《大英法律注释》[9]中，就对托付做过如下定义：托付是由第三方保管至受让人履行约定条件时才交付的契约。第三人称为“受托付人”（Escrow Depository，Escrow holder或Escrow agent）；交由第三人保管的财产或法律文件称为“托付物”（The escrow）；此种交付方式为“经托付交付”（In escrow）。[10]卖方将与财产权相关的契据和其他文件交由一个无利益关系的第三方保管，买方也同样可以将部分或全部的价金交由该第三方保管，直到双方当事人在托付合同中规定的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第三方才将契据和其他文件交给买方，并将价金交给卖方，至此该托付合同履行完毕。[11]

托付在普通法上的历史至少有500多年了。[12]最初，在普通法中使用托付方式的目的，在于为金额庞大、权利义务关系较为复杂的土地产权转让交易提供履约保障；而如今，托付已广泛适用于民商事交易的各个领域，包括买卖、租赁、贷款、抵押等合同义务的履行保障。可以通过托付交付的财产包括权利证书、任何动产以及金钱。可以通过托付交付的权证不仅包括不动产产权证书，还包括抵押权证书、债券、本票、不动产买卖合同、特许权证书、人寿保险单、专利证书以及使用许可证和股票等等。

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履约保障机制，托付的适用现在已渗透至各种规模之交易，从远程消费者合同几元钱价款的小额支付，到价值几十万、上百万的不动产交易的实现，甚至连一些大灾难的集体诉讼赔偿基金[13]的保障也适用。例如联合国曾为伊拉克“石油换食品”项目基金设立托付账户，[14]至2003年底该计划结束之前，在规定的时间、特定条件下该账户都会按照联合国决议向伊拉克拨付几亿至几十亿不等之款项用于伊拉克购置食品的支出。[15]联合国在2010年4月1日又将该托付账户中剩余款项全部转至伊拉克发展基金托付账户中，以保障伊拉克将该笔款项专门用于伊拉克人道主义物资购置和经济重建上。[16]

（三）普通法系中的托付制度

普通法系的很多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托付成文法，但是实践中应用托付作为交易履约保障已经非常普及。英国普通法院自十五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支持托付作为履约保障的案例。[17]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英国的托付法律制度体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18]托付的出现虽然源自500年前的英国，但是在19世纪后，却在美国蓬勃发展。[19]美国是世界信用交易额最高的国家，也是信用管理行业最发达的国家，这与其具有较完善的托付制度有很大的关系。美国学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曾经断言：托付法律制度堪称美国法律体系中最璀璨耀眼的部分，从功能效益的角度来说，托付法无疑占据了美国法律体系金字塔的塔尖位置。[20]

美国托付法律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托付合同法，其渊源主要由普通法的判例构成；另一部分则是对从事托付行业的第三人的各项相关法律规定，包括第三人的资质、政府对第三人的监管以及惩戒制度等。美国将第三人作为信用机构看待，因此其托付制度侧重于保护使用者特别是消费者，而对第三人的要求则非常严格甚至苛刻，并施以大力度的监督管理。普通法上的托付制度将第三人的信用安全作为整个制度的核心，通过信用置换来保障合同安全，以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

美国联邦及各州之所以强调对托付第三人进行严格管理的原因是，托付合同中的第三人在合同中所付出的对价是其自身的信用，立法严格规制的目的就是通过法律的强制保障力来确保第三人所提供信用的可靠性，从而实现为合同完全履行提供履约保障。在美国，受托付人必须是一个独立、中立的并且与买卖关系无关的第三人，通常由银行、信托公司、产权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以及独立的托付经纪公司等信用度较高的机构担任。在上述几种资质第三人中，独立的托付经纪公司作为托付合同第三人的情况，是最容易出现隐患、风险的，所以许多州都有专门的规范托付经纪人（Escrow agent）资质与行为的立法，这部分内容构成美国最重要的托付成文法立法，称为托付法（Escrow law），例如亚利桑那州、[21]加利福尼亚州、[22]新墨西哥州、[23]华盛顿州、[24]内华达州[25]等。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先进的托付成文法当属加利福尼亚州《托付法》，同时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部有网络托付专门规定的立法。加利福尼亚州1947年通过了世界上首部[26]托付的成文法立法——“加利福尼亚州托付法”[27]（California Escrow Law）。加州托付法随时代发展多次修订，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1999年其内容增加了规范网络托付关系的相关规定；[28]最新修订版于2009年8月5日通过，由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签署，[29]在2010年1月1日正式生效。加州托付法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托付法律制度体系，由市场准入规范、当事人权利义务规范、信用评价及公示规范、政府监管规范、惩戒规范等等法律制度构成，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调整托付关系的专门立法的典范。

三、我国法律对第三方支付定性的困境
综合减灾基本法立法要义

朱 勋 克


内容提要 加强灾害研究，提高灾害管理水平，提升我国的综合减灾能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内容。我国当前的减灾工作并未使灾害损失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控制。究其原因，除不断出现新的灾种以及经济的发展，加大灾害的脆弱性，增加易损性外，综合减灾工作不到位，力度不够大是主要原因，而其中以减灾工作缺乏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规则为关键。当务之急就是要制定减灾领域的“宪法”——《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依法减灾。
关键词 减轻自然灾害 立法

减灾即是减轻灾害损失和不利影响。综合减灾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减灾贯穿于灾前预防、灾中救助和灾后的恢复重建全过程；二是减灾包括各灾种的减灾；三是减灾有实体机构实行综合统一的组织管理，有完善、畅通的灾害信息共享机制和灾情评估及辅助决策系统。减灾立法就是要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把这一综合灾害管理系统固定化、制度化，赋予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我国减灾法制建设相对落后。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的综合减灾的基本法律，也无国务院制定颁布的综合减灾行政法规。相关部门颁布了一些单灾种减灾法律法规，为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因其内容和实施上的不足和矛盾，并不能满足综合减灾有效的制度需求，达不到综合减灾的目的。
早在198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主任的田纪云同志指出，一定要走依法救灾的道路。1998 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以下称《减灾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减灾法制建设，积极开展减灾立法的研究工作，健全和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使减灾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减灾工作的主要措施”、重要行动之一。为此，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明确其作为我国减灾法制建设和减灾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的战略地位，是新世纪减灾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对实现依法减灾，最大可能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和不利影响，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法治社会必须依法减灾。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实现依法减灾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略在减灾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减灾工作是国家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之一，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依照《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加快制定我国的综合性减灾的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使灾害预防、灾中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都有法律依据，切实维护灾民的合法权益。这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减灾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
二 减灾立法与减灾体制改革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是现行减灾体制革新和完善的关键。我国现行减灾体制远不能满足当前减灾形势的发展需要，突出表现在，一方面，减灾管理工作零乱，不具备系统性，不能形成一盘棋的工作局面，政出多门，令不一致，不利于统一指挥和协调，综合减灾措施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不能实现减灾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灾害损失的最小化。另一方面，减灾工作程序不规范，制度建设、组织机构、决策系统、物资装备、工作方式等落后于减灾工作的实际需要，减灾投入与产出不相对应，达不到预期的减灾效果。当前和今后全面推进减灾工作，就是要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减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和不可动摇的基础性战略地位；树立减灾工作一盘棋的观念和以人为本的观念；坚持国家主管部门、人民群众与专业技术人员相互配合，共同减灾的原则；确立预防为主，防、抗、救、治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建立中央与地方、国家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整合全社会的减灾资源，发挥其整体功效；建立健全各级减灾组织机构，并充分发挥其减灾的积极性主动性；完善减灾工作的各种制度，建立科学的减灾决策系统，配置优良的物资装备，使减灾工作规范有序。
三 减灾立法与减灾系统工程建设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是建设减灾系统工程的着眼点。灾害管理主要包括灾害的预防、预警、抗灾、救灾、恢复重建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灾害管理是防灾减灾的最主要的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或避免灾害的发生，一旦灾害发生，及时采取相应行动减轻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和不利影响；灾害发生后，及时向灾民提供必要的援助，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加强减灾工作，提高灾害管理水平，就必须着眼于创制《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通过立法，把减灾系统工程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对策措施等以国家基本法的方式确定下来，以期提高我国的综合减灾能力。
《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须明确：一是建立中国的防灾抗灾救灾体系，设立一个综合减灾机构全面部署和领导减灾规划和灾害的预防、救助及灾后的重建工作。二是建立跨部门的减灾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各部门间、中央与地方间、宏观决策机构与救灾部门间灾情信息的及时传送与交换。三是建立中央、地方政府、社会各级固定的救灾储备金体系，管好用好减灾经费；加强灾害保险，利用经济杠杆间接减灾。四是加强减灾工程管理，提高减灾工程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五是强化灾害的宏观管理，完善灾害立法，推进减灾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四 减灾立法与减灾宣传教育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是加强减灾宣传教育，提高民众减灾意识和技能的有效途径。加强减灾的宣传与教育作为减灾系统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综合减灾的应对措施之一。因此，减灾的宣传教育必须通过立法使之经常化，固定化和规范化。
《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法律规范必须强调：第一，减灾宣传教育是要强化公众对于减灾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应对灾害的措施。第二，减灾的宣传教育要传授灾害知识，使公众了解灾害的一般知识，如灾前征兆，灾害过程，灾害机理，灾害后果等。第三，减灾宣传教育要使公众意识到灾害在现代社会中所造成的损失和不利影响的综合性、广泛性和严重性，提高公众积极参与减灾的意识。第四，减灾宣传教育要传授公众应对、处理灾害问题的实际技能，提高公众的自救和互救能力。第五，各级党政机构要更加重视减灾工作，把减灾工作纳入议事日程，特别是要预防各类重大恶性灾害事件的发生。第六，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开展减灾宣传教育，普及减灾知识。减灾宣传方式要灵活，既要到达宣传的目的，又要导向正确，不引起混乱。
五 减灾立法与科学减灾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科学减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有力保证。要想在灾害面前有所作为，就必须对灾害的分布状况、灾害的发生规律、灾害的成因和特征、灾害的危害后果、防御此类灾害发生和减轻灾害危害后果的措施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走科学减灾的道路。
科学减灾，不但要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探索灾害的本质及演变规律、成灾后果，而且必须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即防御灾害发生和减轻灾害损失的方法措施。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基础理论研究，科学减灾就没有思想基础，不能确立其体系结构；没有技术支持，科学减灾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不能产生任何效益。目前，我国灾害的基础理论研究较强，应用技术研究相对较弱，不能满足科学减灾的要求。因此，借助于减灾基本法，要集中减灾科研力量，加强减灾应用科学研究，加速减灾科技成果转化，使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科学减灾的根本途径。
六 减灾立法与创新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为减灾从观念到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有利契机。减灾同样需要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用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去思考减灾问题，发挥潜能和创造力去实践新思维和新方法。我国的减灾工作不能囿于既有的理论和制度，需要大胆的创新，并把此类创新用国家基本法加以规范和引导。第一，全面回顾我国减灾工作的历程，从理论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检讨减灾理论的局限和制度漏洞，为下一阶段的减灾行动提供支持。第二，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繁荣减灾理论研究，用不断创新完善的理论指导减灾实践。第三，集中科研力量，对减灾工作的重要环节，减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重大灾害进行科研攻关，力求在减灾科技上有所突破。第四，以中国加入WTO，转变政府职能为契机，改革现行的灾害管理体制，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在防灾、备灾、救灾方面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健全综合减灾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建立门类齐全、分工合理、管理有效的中国防灾减灾体系。第六，加强灾害管理人员、减灾工作人员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提高其决策水平、指挥水平以及防灾救灾的业务水平，尤其是应对突发性重大灾害。
七 减灾立法与减灾全球化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是减灾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根本保证。减灾无国界，是“全人类共同的伟大事业，是不分地域、民族和信仰的一种人道主义行为”，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只有世界各国行动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同时充分利用国际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有的放矢、齐心协力才能达到减灾的目的。经济发展的区域化、全球化，减灾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减灾工作由本土化向国际化的趋势发展。
我国积极参与减灾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技术开发、灾害管理人员培训等方面成绩显著，在国际减灾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WTO背景下，如何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规范利用国际社会的人力资源、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减灾资源促进我国的减灾工作，使之与国际接轨；在减灾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如何遵守国家外事纪律，保守国家机密和信息数据，维护我国的主权、尊严和安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鲜有规定。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使减灾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最大限度利用国际资源推进我国减灾工作。


此文已在《法学杂志》2002年地四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