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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发给杨格非遗产继承权证明书问题的批复

1963年7月16日，最高法院办公厅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63）闽法行字第2293号函悉。
关于杨格非的遗产继承问题，我们同意根据在厦门的继承人向公证机关提出国外继承人已放弃继承权的证明，发给杨瑞田继承权证明书。

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 （63）闽法行字第2293号
最高人民法院：
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函称：该市前政协委员杨格非，于1960年在厦门逝世，其生前持有香港“陶化大同有限公司”的股票419股，股票所有权人系写杨格非和他的大儿子杨瑞田的名字。现在杨瑞田拟办理过户手续，将股权转移到他自己一人的名下。故向该院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
据中级法院调查，杨格非有妻及5个子女，现除一个儿子在美国，一个女儿在英国（已同英国人结婚）外，其余均在厦门。在厦门的各继承人已向法院表示同意该股权由被继承人的大儿子杨瑞田一人继承。在国外的继承人虽无法取得联系，但据在厦门的继承人申述：杨格非原系大同公司发起人之一，也是股东，其一生所积蓄的财产，在生前已大部分分给妻儿，上述股票乃是他本人留着养老的部分，后来为了要在他死后，将该股票留给大儿子杨瑞田，故又在股票上加上杨瑞田的名字。他的这一意愿，也曾告诉过各儿女，在他死后，在国外的女儿怕股票被公司冻结，也曾设法为杨瑞田办理过户手续奔走过。所以让杨瑞田继承，在国外的继承人也是没有意见的。
根据上述情况，是否可以接受杨瑞田的申请，发给继承权证明书。我们感到在手续上有些问题不甚明确。我们的意见：
一、在国外（或本国其他地区）的继承人如放弃继承，应向公证机关提出放弃继承权的声明书；方可发给某一个或一部分继承人继承权证明书。
二、凡有一部分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应在继承权证明书中加以说明，或将放弃继承权的继承人声明书交附接受继承的继承人。
三、关于杨格非的遗产问题，经在厦门的四个继承人证明：“杨格非在生前早就表示要把该股票留给杨瑞田，在国外的两个继承人也表示放弃继承”，但没有提出确实的证据。类似情况本应设法征得在国外的继承人的意见后，再予办理公证手续为妥。但为了保护国内继承人的利益，防止股票被帝国主义冻结起见，我们认为法院也可以根据在厦的继承人向公证机关提出国外继承人已放弃继承权的证明，发给杨瑞田继承权证明书。
以上意见当否，请指示。
1963年6月24日


　　[摘要] 在我国，由“非典”危机所引发的对于行政问责的思考，已进入一个制度化建设的新时期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随着行政问责制实践的深入，行政责任不明、行政问责乏力、行政问责法律缺失、行政问责文化滞后等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本文针对行政问责制度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　现状　问题　完善对策


　　行政问责制把对行政权的制约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辐射到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并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救济等制度化。实质上它是搭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相互制约、沟通、和谐的平台机制，是一种监督与责任追究相结合的制度。推行、完善行政问责制，必将拉近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有效地预防行政腐败，减少行政运作成本，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行政问责制概述

　　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一）行政问责制的构成要素

　　行政问责制是指对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或可能影响工作秩序、工作效率或者损害社会利益。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的行为，问责制的主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予质疑并追究责任的制度。

　　行政问责制是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造成的事后责任的一种追究方法及模式，也是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一种监督和制约，使得行政监督主体在行使行政问责权时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行政问责制所包含的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问责的主体

　　就如行使行政权力的机关即行政主体一样，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即行使行政问责的机关、单位或组织。其中包括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全国人大、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等。行政问责主体相对其他一些主体来说比较广泛。

　　2、行政问责的客体

　　也称行政问责的对象，处于被动状态，指被问的对象，行政问责的客体是指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主要是负有直接和间接领导责任的各级领导者和负责人。

　　3、行政问责的内容

　　指行政问责针对的问题，包括一切与职权或职务有关的行为和过程。主要是对过错责任、违法违纪责任的追究，但也注重对无作为的行政行为的问责，争取做到行政领域制度化的规范。

　　（二）行政问责的程序

　　行政问责的程序，即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官员进行问责。其关键是要实现责任划分的法制化和责任追究的程序化，责任要体现到位到人，否则就会出现由于弹性过大，而最终无法实施。对于问责的程序，至少应该包括：问责的启动程序，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及责任追究程序。

　　（三）行政问责的方式

　　行政问责的方式，即问责方法。问责方式改变以往让问责对象作出简单的书面检查，为了让问责制落实到行政的各个层面，问责的方式应该包括行政责任、道德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等等，

　　（四）行政问责的后果

　　行政问责的后果，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包括政治上、行政上、道义上的责任。

　　二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不足

　　在我国，2003年发生的“非典”危机到现在，因“失职”而受到行政问责的行政官员已有成百上千人。通过对失职行政官员的问责，对提高行政官员的责任意识，减少事故发生，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初步统计，至2008年8月，中国大陆共有12个省级政府出台了行政问责相关规定或办法，现行试点或推行问责制的市、县级政府更多；在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实际操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缺陷，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行政问责法律制度性缺失

　　目前中国各地虽然相继出台了一些关于问责的办法和规章，但全国性的规范成文的法律特别是问责程序法仍处在缺失状态。由于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权力机关、监督机关以及公民的合法问责权利无法顺利实施。问责制度中随机性大，这不仅导致了“异体问责”的相对薄弱，而且使民主政治建设受到一定的阻碍。

　　（二）行政责任不明致无从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