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办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办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八十四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办法》，已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1年1月7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七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办法
（2011年1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氯胺酮、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禁毒工作的领导，设立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禁毒工作；应当将禁毒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将禁毒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禁毒工作。
第四条 公安、司法行政、文化、卫生、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开展禁毒的有关工作。
第二章 禁毒宣传教育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禁毒法律法规列入全民普法教育的内容，开展经常性禁毒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禁毒和自觉抵制毒品的意识。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团体应当结合各自工作对象的特点，组织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第六条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生的毒品预防知识教育。学校每学期安排毒品预防主题教育不少于两个课时。
学校发现在校学生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的，应当予以制止，并配合公安机关和学生家长督促其戒毒，对戒除毒瘾返校的学生应当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第七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将禁毒事宜列入村规民约或者居民公约，结合当地实际开展禁毒宣传，协助有关部门落实禁毒防范措施。
第八条 新闻、出版、文化、广电等有关单位，应当将禁毒宣传纳入工作计划并负责落实，大众传播媒体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禁毒宣传。
第九条 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以及旅店、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负责本场所的禁毒宣传教育，预防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在本场所内发生。
第十条 鼓励志愿人员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和戒毒社会服务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志愿人员进行指导、培训，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鼓励宗教界向信教群众进行禁毒宣传教育。
第三章 毒品管制
第十一条 禁止非法种植罂粟、大麻植物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可以提炼加工毒品的其他原植物。
村（居）民委员会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应当及时予以制止、铲除，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予以制止、铲除。
第十二条 禁止非法传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制造方法。
禁止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储存、提供、持有、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
研制、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及其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安全使用，防止流入非法渠道。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根据查缉毒品的需要，可以在交通要道、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场所设立毒品检查站（含流动毒品检查站），对来往人员、物品、货物以及交通工具进行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检查，民航、铁路、交通等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四条 邮政、快递企业应当建立并执行收寄验视制度，依法对收寄的物品进行验视。
物流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货物交运前的检查工作，防止夹带、运输毒品。
邮政、快递、物流企业发现邮寄、夹带、运输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协助公安机关进行检查。
第十五条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使用单位应当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涉毒信息管理，发现网上涉毒案件线索时，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发布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戒毒药品、易制毒化学品的产品信息。
第十六条 旅店、餐饮、娱乐场所（以下统称娱乐服务场所），应当建立内部禁毒责任制和巡查制度，在显著位置张贴禁毒警示标牌，防止娱乐服务场所内实施贩卖、吸食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应当定期对娱乐服务场所业主及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禁毒教育培训，增强其防范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意识和能力。
第十七条 娱乐服务场所业主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实施贩卖、提供毒品或者组织、强迫、教唆、引诱、欺骗、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为进入娱乐场所的人员实施毒品犯罪行为提供条件；
（三）为涉毒人员通风报信；
（四）发现涉毒违法犯罪行为，不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或不协助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五）其他毒品违法犯罪行为。
第四章 戒毒措施
第十八条 禁止吸食、注射毒品。
对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采取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等措施帮助其戒除毒瘾。
第十九条 吸毒人员可以自行到具有戒毒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以下简称戒毒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自愿戒毒期限不得少于三个月。戒毒医疗机构应当将戒毒人员名单报公安机关备案。
自愿戒毒人员应当配合戒毒医疗机构的戒毒治疗，并遵守戒毒医疗机构的相关管理制度；戒毒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戒毒人员的个人隐私，并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符合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条件的戒毒人员，由本人向药物维持治疗机构申请，可以接受戒毒药物维持治疗。
药物维持治疗机构应当及时登记接受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的戒毒人员信息并报公安机关备案，对治疗期间又吸毒的人员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吸毒成瘾人员接受社区戒毒，并通知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戒毒人员自收到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之日起七日内到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到，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的，视为拒绝接受社区戒毒。
社区戒毒的期限为三年，自报到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其指定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在戒毒人员报到后及时与其签订社区戒毒协议。
社区戒毒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戒毒的具体措施；
（二）戒毒人员应当遵守的规定；
（三）戒毒人员违反社区戒毒协议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戒毒人员的监护人及其他家庭成员，应当配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社区戒毒工作，帮助戒毒人员戒除毒瘾。
第二十三条 社区戒毒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变更的，社区戒毒执行地应当相应变更，原负责社区戒毒工作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其指定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将该社区戒毒人员有关材料转送至变更后的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并将有关材料报原社区戒毒执行地和变更后的社区戒毒执行地公安机关备案。
社区戒毒人员转入变更后的社区戒毒执行地的，转入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其指定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与该社区戒毒人员签订新的社区戒毒协议，继续进行社区戒毒。
社区戒毒执行地变更的，社区戒毒人员应当及时前往变更后的社区戒毒执行地报到，社区戒毒时间自报到之日起连续计算。
第二十四条 社区戒毒自戒毒期满之日起解除。社区戒毒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社区戒毒协议及有关材料报决定社区戒毒的公安机关，由决定社区戒毒的公安机关出具解除社区戒毒通知书并送达戒毒人员本人及其家属，同时通知社区戒毒执行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第二十五条 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不得拒收已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
不满十六周岁以及因严重残疾、年老而生活不能自理人员吸毒成瘾的，可以不适用强制隔离戒毒。
第二十六条 吸毒成瘾人员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经公安机关同意，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但应当与其他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分别管理。
第二十七条 自治区建立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的吸毒人员强制戒毒隔离场所，并配备必要的设施和医护人员。
第二十八条 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二年，经诊断评估，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可以依法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或者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
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依法出具解除强制隔离戒毒证明书送达本人，并在三日内通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戒毒人员家属及所在单位。
第二十九条 对于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可以根据戒毒人员戒除毒瘾情况，责令其接受不超过三年的社区康复。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应当为社区吸毒康复人员提供必要的心理治疗、行为矫治以及职业技能培训，为其顺利回归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三十条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吸毒成瘾未戒除人员从事机动车驾驶、高空危险作业等涉及公共安全的工作。
第三十一条 企业和社会组织以投资、提供生产项目、技术服务等方式参与政府开办的戒毒康复场所的，享受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扶持政策。
第三十二条 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心理康复、入学、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指导和帮助。
戒毒人员在社区戒毒、康复期间的戒毒治疗、生活保障，按照自治区有关规定纳入公共医疗服务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非法传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或者易制毒化学品制造方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娱乐服务场所业主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发现娱乐服务场所内有人员吸食、注射毒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娱乐服务场所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六条 娱乐服务场所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张贴禁毒警示标牌或者未建立内部禁毒责任制、巡查制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三十七条 邮政、快递企业不建立或者不执行收寄验视制度的，由邮政管理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邮政、快递和物流企业发现邮寄、夹带、运输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不向公安机关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邮政、快递和物流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使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药物维持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履行报备或者报告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整改。
第四十条 非法种植罂粟、大麻植物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可以提炼加工毒品的其他原植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一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安排吸毒成瘾未戒除人员从事机动车驾驶、高空危险作业等涉及公共安全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文化、卫生、工商等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在禁毒工作中有失职、渎职行为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吊销经营许可证的处罚由原发证机关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1998年12月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禁毒条例》同时废止。
论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控制与防范
涂 斌 华
（上海 200042）
内容提要:对于金融领域内愈演愈烈的金融诈骗犯罪，单纯依靠刑罚来加以控制与防范已经被现实生活证明是苍白无力的也是极其幼稚的，犯罪本文在重新准确定义何谓金融诈骗犯罪的基础上，对于该罪的诈骗行为本质上是对金融活动的基本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进行阐述，并对将诚信原则契合到犯罪控制领域内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从而确立该原则在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预防过程中的刑罚替代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自己对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控制与防范的制度设计。
关键字：金融 诈骗 金融诈骗犯罪 诚实信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代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有很大发展，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并空前活跃，对我国整个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同时，不仅我国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暂新课题。
但在此，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本文所有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正是基于该定义展开的。
从金融诈骗犯罪的具体概念来看，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人认为：“通俗地讲，金融诈骗犯罪即指为了骗取财产或银行信用而恶意利用来自被害人自身的弱点，使金融机构或开户单位、个人陷于错误认识，自动向骗犯交付财产或提供银行信用的行为。”[1]另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是指以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或者信用为目的，采取虚构实是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只是金融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2]还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产或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我们认为，上述诸种定义都未能完全揭示金融诈骗犯罪的本质，其中第一种观点的表述过于学理化，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不具可操作性；第二种观点似乎执强调了金融诈骗对金融秩序的侵害，而忽视了金融诈骗侵害的其它客体如私人财产等，这就人为地缩小了金融诈骗的定义范围；而第三种观点虽然很好地弥补了上述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但是，单纯以列举的方式来讨论金融诈骗的概念，注定是要挂一漏万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决不仅仅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3]。
笔者认为，要准确界定这一概念，首先应当立足于金融诈骗区别与其它任何罪的本质特征即“诈骗”，同时又必须看到金融诈骗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其有别于一般诈骗罪的特征即发生的领域在且仅在“金融领域”，最后我们须对所有形形色色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和途径作一个科学而准确的概括，既不能陷于因过分抽象而失去可操作性，更不能为强调可操作性而使对诈骗的认定范围失之过窄。
因此，我们认为，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
同时，金融诈骗犯罪相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它仅仅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主要是由金融犯罪构成的。从两者的区别来看，金融犯罪不应包括一般的财产型犯罪、公职侵占型犯罪、公职挪用型犯罪、公职贿赂型犯罪、危害自然资源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破坏型经济犯罪、过失型经济犯罪等。因为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并不属于金融领域内犯罪，二者的犯罪主体、犯罪的直接目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及犯罪的情节与法律后果均不同。当然， 这里论及的财产犯罪是狭义的，一般是指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所规定的财产犯罪。
我国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始于一九七九年刑法，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对金融犯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危害十分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只能依据诈骗罪定罪处罚。随着金融诈骗案件的多发，司法实践表明，仅凭一个笼统的、泛泛的“诈骗罪”，已很难有效的制裁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第八届全国人大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旨在惩治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用较大篇幅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问题，明确列举出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即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和保险诈骗，并且将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1997年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其中增加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两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
但是，试图仅仅依靠刑罚来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显然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可能的情况并且被现实生活所一再证明的是重刑之下，金融诈骗犯罪不仅没有丝毫减少，相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诈骗犯罪在逃避刑罚制裁的进程中不断摸索、前进，并不断通过林林种种的更为隐蔽的手法继续犯罪，可以说，金融诈骗犯罪正是在刑罚的制裁与反制裁中成熟壮大起来的。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刑罚制裁对于金融诈骗犯罪仅仅只是一剂治标的药方，并且该药方并不是总是那么有效。
那么，刑罚是否使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的唯一手段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手段来看，不论何种法律，都是凭借权威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或曰手段总括来说，无非有且仅有两种，即事前调整与事后调整。事前调整就是塑造社会关系为法律关系，使其遵循立法者意志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秩序，如法律对主体、客体内容的限定与规范。但是，这种理想秩序并不排除被破坏的可能，而事后调整是通过适用法律责任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恢复圆满状态的一种补救方式，如适用刑罚。对于此二种调整手段，究竟该以何种手段为主，向有争议，但是，由于事后调整的外在客观性较之事前调整要来得显著，即社会对于法律责任的认知程度较高，这就在事实上似乎确立了事后调整的主导地位。但是，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理想秩序的建构究竟是否真的仅仅依靠法律责任的实现就可以完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理想秩序的塑造与建构，更多的是需要运用事前而非事后调整的手段对之加以规制与防范。
同时，从犯罪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历来有社会预防论与刑罚报应论，纵观世界各国，对此又有一元论与二元论之分，其中二元论为我国学者所主张，认为，实现有罪必罚、罚当其罪，刑罚报应就势所难免；而运用刑罚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社会价值，就必须坚持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预防论。因此，对犯罪的控制应当是报应与预防的统一，并认为这是从一定社会结构出发，根据社会正义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但是，对于报应论而言，对于无限复杂的社会来说，相对有限的的刑罚手段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适用却总是难免陷入不敷使用的尴尬境地，事实上，刑罚在解决了一部分社会冲突的同时，又制造了更多的社会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刑罚是冲突的解毒剂，但又是冲突的创造物。刑罚天然地具有强制性，对此谁也无法否认。但是，在现代法制国家，即使是适用刑罚，刑罚也应当将其现实强制性转化为诱导性强制。
同时，对于预防论而言，就作为预防论基础的功利主义而言，其又必须有其赖以成就的基础，而该基础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认为、事实也的确如此，必定或表现为一定的人类本性，或表现为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
而对于本文讨论的主题金融诈骗犯罪而言，我们首先不得不承认刑罚在控制与防范该类犯罪过程中的苍白与无力，这也就迫使我们必须首先抛弃单纯的事后调整方式，而更多地采用事前调整的方式，即从预防的角度来寻找一个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有效途径。而已如前述，预防的基础在于表现为一定形式的人类本性或社会道德规范的功利主义。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发生在市场经济活动当中，而根据任何法律对人性本恶的假定，即任何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自利的人。同时，反映在市场中的最基本道德规范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即任何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或经济活动中必须诚实、不欺诈，守信用。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与条件，诚实信用原则由此确立其在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领域内的刑罚替代地位。
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原则由是被立法明文规定下来并由此成为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都必须恪守的一项法律基本原则，在我国的法律渊源表现为民法通则的第四条。就其宗旨乃为维持某种秩序，而这种秩序或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体现为一定的道德基础的可供依赖。[4]
从社会形态角度看，在犯罪控制领域内契合诚信原则是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是相契合的，法治理想在社会扎根，就必须说明这种社会的本质如何既能推动人们去追求这一理想又限制人们充分事项这一理想。唯此，才可能避免理想注意和行为注意认识法律秩序的错误。而该原则既有利于促成一种法治理想，又可防止上述流弊。即塑造一个道德高尚，诚实不伪的理想社会，最终使法律的适用尽可能地停留在事前调整的范畴。
从国家角度着眼，福柯指出，压制性立法的重要用途之一是能够被法律系统用来作为临时填补缺口的策略。它既是一种权宜之计，又是在市场、在社会推动诚信的首要障碍。事实上，刑罚无论经过统治者如何精心设计，都是在把人们当作强制和表演的对象，其实质是贬低人们的道德观。
诚信原则这一理念在犯罪控制领域内暗示着但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从来不能在不考虑其行为可能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影响地前提下，追求个人自己的目的，由此他的行为受到约束，该约束表现为个人由于通过认识到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的无（负）价值而自觉放弃实施犯罪地意思决定。
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犯罪手段都是在金融领域甚至整个商业领域进行“诈骗”，而众所周知的是，诈骗实质上是对经济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它要求一切市场参加者符合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目的是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并维持市场秩序。金融诈骗犯罪的诈骗特性既然是对该原则的违反，那么我们便有必要从根源上去探讨为什么该原则会遭到破坏，如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贯彻该原则并防止或减少对该原则的任何破坏。
而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也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适用是在法律上的直接适用，即在市场经济参加者一方或双方有违背诚信原则行为而导致纠纷或诉讼时，法官可将该原则作为一般条款直接适用，对违反者施加法律上的不利益，该种不利益即可表现为财产权利的丧减，也可表现为人身权利的限缩。
但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帝王条款，并不仅仅也不可能仅仅只在上述层次上得到适用，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第二层次适用，乃在于在市场中自觉而非自发的建构一种理想秩序，从而使该原则的遵守成为经济活动中理所应当的事，即使其从法律层次上升为道德的层次，即实现其终极价值的回归。
但是，这一回归的实现是前提的，这一前提便是在市场中建立和完善与该原则相配套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以保证诚信原则得到最大限度的遵守。而这一制度体系无疑十分繁复庞杂，但究其要旨，大致应包括下列各项具体制度和政策：
（一）、建立并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诚信原则中的诚实仅为当事人的主观心态，他人无从得知与判断，但是信用却可以尤其外观，即为社会对其信用的评价。鉴于在金融活动中的参加主体双方或一方主要是金融机构，而由于金融机构公司在我国大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即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开放性，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封闭性公司，法律上对其对外的信息披露要求不高，这就导致了此类金融机构的透明性不高，外部社会以及潜在的从事金融交易的相对人无从得知该机构或公司的运营状况，包括资产状况以及信用状况，这就使得金融机构的暗箱操作成为可能，这也是滋生金融腐败、金融诈骗的温床。而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则恰恰是弥补上述缺漏的最佳途径。
但在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信用体系，而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市场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志。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对于规范金融活动的市场准入、保证金融交易的安全以及维护金融活动的公平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如何建立与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这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在这方面做得较超前也较好的是上海市，早在九十年代末，上海市就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征信与企业征信的制度办法，并推广一整套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来建立和推动市场金融信用体系，这无疑是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效仿与推广的。
（二）、建立并完善金融机构认证体系。金融信用体系的建立主要是对于所有金融机构的信用的一种考察与建档，使抽象的金融信用获得外在的客观性。而金融机构的认证体系与此不同，金融机构的认证体系，主要是对于那些长期以来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金融机构认定与肯定。而对于金融机构的认证方式，笔者认为，应当采取自愿认证的方式，对其中符合认证标准的金融机构授予认证标志，并对此类获得认证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商业优惠性政策。而潜在的交易相对人也可自主选择此类或非此类金融机构进行交易——而事实上，任何商人总是倾向于与诚实守信的商人打交道——从而保证交易的安全与效率，而这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或曰推动此类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这对于所有金融机构而言，又不亚于是一种事实的激励机制，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推广与深入人心是有巨大现实意义的。
（三）在商业金融活动领域内严格贯彻实名制。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与风气的塑立，有一个必然前提，即明确市场主体身份，使其对于诚信的遵守与违反都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因为，设若有人作出有违诚信之行为而社会并未得知，则此违反几无成本，诚信原则必形同虚设，为此我们必须使各安其名，各守其分，即确立市场活动尤其是金融活动实名制。我国早在数年前就已确立了若干实名制度，譬如存款实名制、证券开户实名制等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总是有许多金融活动参加者采用种种手段规避法律的实名规定，来达到其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例如，使用他人身份证进行存款、开户买卖证券，从而实现避税、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非法目的，而这些正是典型的金融诈骗犯罪。“徒法不足以自行”，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地贯彻实施法律规定的实名制，不能使法律的明确规定流于形式，而为金融欺诈者大开方便之门。事实上，欺诈者的欺诈方式与手段是极其简单浅显的，监管部门只需稍尽注意义务即可防范，而我国目前许多监管部门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对此类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当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树立一个良好的遵守诚信原则的风气，无疑还需要很多其它配套制度的支持，上述种种仅是就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而言的，正如我们前面所一再强调的，正是由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特殊实质，即其恰恰是对经济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使我们从事实和法律上获得了使诚信原则作为刑罚的替代来控制和防范金融犯罪的正当理由，而这也正是本文就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性控制与防范的的缘由，如果这对我国更好的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有任何裨益，哪怕极其微小，这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也是本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二○○一年十二月十日于华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