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商品房买卖中的适用问题
一、问题概说
随着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房地产这种特殊的商品在公民生活消费中的地位日渐重要。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依然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目标，房地产消费者权益又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基本的生存权利，故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但不无遗憾的是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缺少对房地产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规范，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房屋是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商品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也众说纷纭，应当说这并非该法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大陆法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最初领域恰恰是房地产消费者权益。
现代民法理论将传统不动产利益分解为不动产生存利益和财产利益，在房地产利益结构中，房地产经营者利益属于不动产利益中的资本利益（如经营者的投资利益）或所有利益（如经营者出租房屋的收益）。房地产消费者利益则主要属于不动产生存利益，即房地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住房基本需要的利益。现代民法理论认为，当上述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当首先保护不动产生存利益。 消费者权利，是消费者利益在法律上的表现。法律上赋予消费者多少权利，意味着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国家的保护。 现实经济生活中房地产消费者的权利被房地产经营者侵害的程度十分严重。我国房地产消费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房地产投机严重，造成房地产价格不合理，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此外，房屋质量低劣、售后维修得不到保证、不对消费者公开房屋价格构成或以虚假广告的房屋价格蒙骗消费者、强迫消费者交付各种不合理的费用、恶意违约、“一房二卖”、“先抵后卖”等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均应承担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法律责任。现今中国消费者政策，不仅是补救市场经济的消极面和救济受害消费者的保护政策，而且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环节，发挥其引导消费、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
房地产经济作为当下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住房制度改革的目的之一便是促进住房的商品化，而居民又是住房消费的主力军，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和政策不能无视住房消费这一市场。下文笔者将结合实例，论证分析商品房消费者的知情权等权利，并就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商品房交易中的适用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作了初步的探讨。
二、实例研析
据以研究的案例一：李某某与某开发建设总公司商品房出售知情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2002年9月9日，原告李某某以某开发建设总公司和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为被告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称，其在被告某开发建设总公司开发的碧海小区购置住房一套，入住不到半年即发现房屋质量出现严重的“次、假、漏、裂”，严重影响人身安全和住者的心理平衡。因原告本人从事建筑业，对房屋质量问题不陌生，故欲先摸清“事故成因”再求对策。原告走访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某开发建设总公司申请查阅该商品房的全部设计文件和施工阶段的原始记录，遭到拒绝，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两被告在最短期限内提交碧海小区16幢B端建筑物的全部设计文件和施工验收的原始记录。
[裁判要旨]某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应按房屋买卖合同中的约定查阅相关资料，有权利知道开发商是否有开发建设资质及所购房屋使用说明书及质量保证书、所购房屋是否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可以进行交易等相关资料，而不能超越消费者应知情的权限，楼房的设计图纸和建设施工的原始记录涉及商业秘密，不属于消费者应知的范围，且这些资料已由建筑质量监督部门存档保管，属于档案资料，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查阅。为此，依照《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33条、《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7条、第16条、第19条、《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21条等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某某的诉讼请求。李某某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以同样判案理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以研究的案例二：蔡某某与国泰集团物业发展公司商品房买卖纠纷要求双倍赔偿案
该案是见诸报端的山东省首例购房者获双倍赔偿案。一审法院于2001年9月18日判决称：被告在售房过程中主观上存有欺诈故意，对原告隐瞒了其不具备房地产开发和中介服务资质证书、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未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真实情况，诱使原告做出错误意思表示与其订立买房合同。而原告作为消费个体，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审查被告应具备的上述手续，故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欺诈。遂判决由原告退房给被告，被告退还原告购房款146 192元并赔偿原告损失146 192元。该案进入二审程序后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未实行加倍赔偿，而是由被告给予原告4万余元的经济补偿。
[法律评析]上引案例一涉及到原告是否有权查看所购房屋的设计文件和施工验收记录的问题。讼争的焦点是原告所称的消费者知情权应否予以保护，换言之，该知情权是否系商品房购买者所享有的权利。上引案例二中二审法院未以生效判决的形式正面回答作为消费者的购房者在受到房地产经营者欺诈时能否获得双倍赔偿的问题，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其中涉及到的主要法律争议问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能否适用于商品房交易之中。针对上述问题，笔者略作评述如下：
(一)知情权及其行使
知情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知情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要求义务人公开一定的信息的权利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获取各类信息的自由，它既属于公法意义上的权利，又属于私法意义上的权利；既包括抽象的权利又包括具体的权利；既包括民主权利、政治权利也包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 狭义的知情权，就是公民针对政府工作、针对政府的政务公开的一项权利。司法作为最后一道屏障，必须使知情权成为司法上可诉的权利。 本文所探讨的知情权主要是从私法意义上进行使用的。
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首次出现知情权概念，该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法》上的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由国家专门法律确认其主体地位和保护其消费权益的个人。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最终消费的主体。 《消法》规定的消费者7项权利应当完全适用于房地产消费者。这7项权利包括：获得真实信息的权利、自由选择的权利、人身健康和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经济利益不受损害的权利、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进行社会监督的权利和受消费教育的权利。
本案中，被告某开发建设总公司提出其作为商品房销售者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但这并不能作为拒绝向消费者出示所购买商品房设计图纸和施工验收记录的依据。因为即便是机关档案，尚可以借阅，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不能以保护所谓商业秘密为由侵害购房人的知情权，这是对商业秘密 不适当的扩大解释。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按照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 的规定，房屋交付时，套型要与设计图纸一致。根据建设部建房(1998)102号文的规定，《新建住宅质量保证书》、《新建住宅使用说明书》已经成为必要公示的内容，其目的保证购房者的知情权，那么同样值得购房者关注的设计规划图也应为其设定公示要求。整体布局规划、单项景观设计、辅助设施配套在项目规划时都已经规划部门及其他专业管理部门批准确定，同样这些也是开发商申请住宅小区住宅竣工验收所必须提供的文件，那么向购房者公示并不会造成开发商过多的负重。 在利益衡量和价值取向上，也应当优先保护作为消费者的购房户，而不能以保护开发商的“商业秘密”而拒绝购房人的正当合理要求。更何况，如确系商业秘密，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购房人也有保守其所知悉情况的义务，违反该义务，房地产开发商完全可以借助侵权法予以救济，其以商业秘密为由不予向特定的合同相对方—购房人提供设计图和施工记录等，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不过去的。正如有人所言：“随着法治时代的到来，对法官所应具有的公平正义的现代法治理念、熟知并能灵活运用法律的专业素质、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等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法官通晓法律基础理论和各种法律制度规范，树立法治观念和思想，深刻理解立法意图，熟悉立法活动规则，熟练掌握法律方法这一司法技能，创造性地适用法律，创造典型案例，探索司法审判的时代特征和规律。”
(二)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商品房交易中的适用
惩罚性损害赔偿，也称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过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
《消法》第四十九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规定确立了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即“损一赔二”的民事责任，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再一次重申了该项制度。按照该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双倍赔偿。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则是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商品房销售中的欺诈行为能否适用《消法》所规定的加倍赔偿呢？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在认识上极不统一。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先生认为，商品房买卖不适用《消法》第49条。理由有三：一是《消法》制定时，针对的是普通商品市场存在的假冒伪劣和缺斤短两问题，其适用范围不包括商品房。同时制定的《产品质量法》明文规定不包括建筑物，可作参考。二是商品房作为不动产与作为动产的普通商品有差异，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即使出卖人隐瞒了某项真实情况或捏造了某项虚假情况，与普通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不能等量齐观，商品房质量问题通过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可以得到妥善处理。三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金额巨大，动辄数十上百万，如判决双赔，将导致双方利害关系的显失平衡，在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看来很难说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判决。
目前不少法院也是认为房屋买卖不适用《消法》，但不同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完全不同。在判决理由部分，有的法官认为房屋是大件商品，是不动产，所以不适用该法；有的法官则认为房屋经过验收合格，不存在质量问题，所以不适用该法；还有的法官干脆指明房屋不属于产品质量法的调整范围，应当适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进行判决。 更有法官认为，《消法》对商品做的是“狭义”理解，即“一般商品说”，其法律意义在于：针对一般商品而言，即使采取“双倍赔偿”的惩罚手段对经营者也远远不会造成“伤筋动骨”，这种惩罚性赔偿责任对市场交易秩序的冲击力很小，它的功能在于既能有力地打击违反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加害方，也能有效地保护相对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从而在“公平”与“秩序”之间找到了合理的平衡点。而商品房则不然，一旦刻意强调按《消法》调整，将会给市场交易秩序带来难以想象的干扰和破坏，造成“公平”与“秩序”之间的严重失衡。
另有观点认为，购房也系商品买卖行为，房屋也作为一种商品成为《消法》第四十九条规范的范围，当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时，适用双倍赔偿应无问题。 立于《消法》的立法目的、惩罚性赔偿金的立法目的以及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等角度而认为，开发商若以欺诈行为提供质量不足的商品房时，应有《消法》第四十九条双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适用。理由是：首先，就消费者权益保护立场而言，消费者于商品房的交易过程中仍属于经济上弱者的地位，且商品房之购买往往又是消费者一身积蓄所得的成果，故对于《消法》中所规定消费者的权利，于商品房的交易中应有所适用，方才符合该法之立法目的；其次，就该法条文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目的而言，若将商品房交易纠纷排除于该条文的适用，而使实行欺诈行为的开发商无庸负担双倍赔偿的民事责任者，将使得购买商品房的消费者无法得到合理的补偿与鼓励，且亦无法处罚、吓阻开发商的欺诈行为，而无法导正商品房的交易市场；再者，从法律适用上之解释来说，《消法》中所谓的“商品”系指为人们日常物质生活或文化生活所需且于市场上流通买卖的物品，而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均可包括在内，故若消费者以生活消费之目的而购买商品房者，则该商品房应是本法所称的商品，且本法对于商品房并无明文规定加以排除适用，则商品房应该仍是消费之客体，而有本条文的适用。反对说认为该条适用商品房的交易将产生利益失衡之情形而言，那是否产生高价值的商品或者服务便一律排除该条文的适用，那如何认定商品或者服务系属高价值，又是问题。
最高法院法释[2003]7号第八、九条明确规定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属于出卖人恶意违约和欺诈，致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五种情形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即：1、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又称“先卖后抵”)；2、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又称“一房二卖”)；3、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4、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又称“先抵后卖”)；5、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在此五种情形下，买受人除可请求出卖人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外，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当然，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必须是在由此五种情形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前提下，买受人才可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法释[2003]7号答记者问中指出，这五种情形下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是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和《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原则为依据的，但不是对《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直接适用。
惩罚性赔偿在合同关系的适用上，有学者主张这种赔偿应当基于有效的合同作出，而不应当在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以后作出，主要原因在于三点：一是此种惩罚性赔偿是基于合同关系而产生的。惩罚性赔偿所要惩罚的是经营者违反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而交付产品或提供服务，换言之，惩罚的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且包括违约行为。无论如何，惩罚性赔偿都不是为了在合同被宣告无效以后，对受害人提供补救。二是合同被确认无效以后，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当事人应当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受欺诈者可以请求获得赔偿的损失应当为其在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与现有状态之间的差价。如果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仍然获得惩罚性损害赔偿，那就意味着双方并没有恢复到原有的状态，因为受害人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相反，如果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则可以认为这一损害赔偿是代替受害人可以获得的、在实践中又难以计算的可得利益损失。尽管消费者可能因欺诈而撤销合同，但当事人也可以要求变更合同或维持原合同的效力。三是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受害人基于违约责任将获得各种补救的措施。惩罚性赔偿也是其中的一项措施。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则受害人能够获得补救的措施是极为有限的，尤其是不能要求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总之，消费者请求双倍赔偿，必须是在合同责任存在的情形下提出。合同不存在，也就谈不上合同责任的适用；惩罚性赔偿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合同若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当事人反而失去了双倍赔偿的请求依据。
笔者认为，合同因欺诈、无行为能力、内容违法等原因而无效或被撤销，课以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虽欠缺合法的根据，但可以缔约过失规则而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信赖利益赔偿来保护信赖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因为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合同外的责任，即以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外责任救济合同外的信赖损害，而非合同内的违约责任。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几乎成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同一语或代名词。缔约过失规则是以令当事人承担契约之外责任的方式扩张契约法上的责任，改变了传统法“有契约，便有责任，无契约，便无”责任的思维定律。 据此，信赖合同有效的当事人完全可以根据缔约过失规则和法律的规定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惩罚性损害赔偿，以填补自己的信赖利益损失，并能发挥惩罚性赔偿原则对违背诚信义务的非善意交易当事人的制裁和遏制作用。
关于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见诸媒体的全国首例终审生效的商品房消费者双倍赔偿案发生在河南省鹤壁市，该判决系由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９日做出。 《中国房地产导报》则报道了据称是深圳首例商品房合同纠纷双倍赔偿案，也是最高法院法释[2003]7号颁布后的全国房地产纠纷双倍赔偿第一例的银先生与深圳某花园商品房一房两卖索赔案。作为二审的深圳中院认为，开发商故意隐瞒涉案房产“2栋32 B”已售给他人的事实，采用欺诈手段与银先生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依法属于可撤销合同。最终判决撤销双方当事人于1998年11月签订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判决开发商双倍退还购房款及全额退还购房款利息、办证费、入伙费、鉴证费、入伙费等合计63万多元。 在法规层面，有些地方法规已明确了商品房经营者的欺诈行为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例如：《福建省房屋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第十五条的规定 。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在商品房交易中的适用既有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司法实务上的先例，又有法规层面的支持，应是毋庸置疑的。而法律向房地产消费者保护倾斜的程度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房地产商品化程度。在我国当前住房改革制度还极不完善的情况下，法释[2003]7号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既注意到依法维护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又考虑到商品房开发经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是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
(三) 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完善
《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直接目的一是使受害消费者获得合理补偿；二是从为社会公共利益着眼，制裁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以减少欺诈。 因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目的能否达成，除了涉及到该制度的构成要件是否完善外，最为重要的是其赔偿金的数额问题。而《消法》第四十九条以商品的价格或者服务的费用作为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计算基础，便与消费者实际所受损失无关，而有违民事赔偿责任之补偿性原则，且该法规定商品的价格或者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亦将使得经营者容易计算出其经营上欺诈行为的支出成本，无庸考虑其欺诈行为将造成消费者多少的实际损失，即轻易做出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而无法达到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惩罚与吓阻的作用。就中国民间市集惯行的交易习惯中所谓的“假一赔二”、“缺一赔十” 等作法之计算方法与赔偿范围乃是由卖者赔偿买者实际损失的二倍或十倍。另外，参酌美国等国家的立法例，关于惩罚性赔偿金的赔偿范围计算方法亦是以实际损害额为计算的基础，而非以商品的价格或者服务的费用为计算之基础。因此，应将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法修法为“消费者实际所受损失”为计算的基础。这样方能将商品房等价值性较高的商品交易纳入该条文规定的调整范围，而使商品房经营者亦承担欺诈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之民事责任，这样，既可以使经营者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又可避免法律适用导致的当事人双方利益失衡，以解决现行司法实务上所发生的争议。
综上所述，笔者赞同戴志杰先生的观点和理由，《消法》应立足于消费者权益之保护，其所规定的消费者的权利，亦应当于商品房的交易中有所适用。但现行立法的不尽人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需要我国今后的立法中予以重视并解决的。在修法前的司法实践中，“对立法冲突，法官应当寻找最佳适用法律规范来公正裁判案件。面对立法冲突，法官的任务在于善于理解和发现立法的精神和原则，通过创造性的、合理的解释衡平相互冲突的利益。法官绝不是机械地运用法律的法匠，而应该创造性适用法律规范。”
参考文献：
参见温丰文：《现代社会与土地所有权理论之发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31页。
参见谢次昌主编：《消费者保护法通论》，第119页。
参见梁慧星：《中国的消费者政策和消费者立法》，载梁慧星著：《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201页。
参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01)历民初字第1214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高景芳：《宪法视野中的公民知情权》，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1期第8-9页。
参见夏勇：《知情：权利与义务的解读——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夏勇》，记者马蔚，载法律思想网→法理探幽→夏勇文集。
见《消法》第三条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理解与适用》（修订本），工商出版社，编委会主任 王众孚。
参见周珂：《论房地产消费者权益保护》http://www.84999.com.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所规定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按套（单元）计价的预售房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合同中附所售房屋的平面图。平面图应当标明详细尺寸，并约定误差范围。房屋交付时，套型与设计图纸一致，相关尺寸也在约定的误差范围内，维持总价款不变；套型与设计图纸不一致或者相关尺寸超出约定的误差范围，合同中未约定处理方式的，买受人可以退房或者与房地产开发企业重新约定总价款。买受人退房的，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违约责任。”
参见顾彬、陈佳琦：《房地产纠纷案件的成因与对策》，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75页。
参见杨凯：《寻找适用法律的最佳方法——由一起“民间讼师索酬案”看法官对法律的适用》，载天涯法律网->论文集萃。
参见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又见中国民商法律网-法学前沿2002年1月5日。
参见戚天常主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
参见梁慧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解释与适用》，载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239页。
参见乔新生：《让宪法梳理消费》，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3月13日正义周刊B4。
酒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酒泉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甘肃省酒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酒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酒泉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酒政办发〔2012〕356号
各县（市、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单位，驻酒各单位：
《酒泉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酒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11月20日
酒泉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完善我市多层次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健全住房保障制度，逐步解决我市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甘政办发〔2010〕159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公共租赁住房规划、建设、分配、使用及监督管理。
第三条 公共租赁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由政府或企业、其他机构投资建设，限定套型、面积和租金标准，面向一定时期内无力购买住房或住房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6平方米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的政策性保障住房。
第四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在国家、省政府政策指导下，遵循政府组织、社会参与，多方建设、公平公开、严格监管的原则，鼓励各类企业和专门机构投资公共租赁住房，实行社会化运营。市政府对全市公共租赁住房工作实行目标责任管理。
第五条 市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称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和监督工作。肃州区市区内公共租赁住房的组织实施和建设管理工作，由市政府确定专门机构负责。各县（市、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共租赁住房的组织实施和建设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政府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安、民政、监察、国土资源、规划、建设、统计、工商、税务、街道社区及金融管理等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负责公共租赁住房有关工作。
第六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由政府主导，同时引导各类投资主体共同参与建设。新建公共租赁住房可采取以下方式：
（一）由市和县（市、区）政府直接投资或委托所属实施机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二）在经济适用住房、商品住房开发中配套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用以保障本单位职工为主的住房和宿舍；
（四）市和县（市、区）政府根据当地实际，可采取政策优惠、专项投入、土地出让金入股等方式，鼓励并参股非政府投资主体成立的合法的公共租赁住房实施机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通过合理让渡和不参与分配租赁收益等方式，支持和保证实施机构持续发展公共租赁住房，以保本微利为营运目标，着重体现公共服务的功能。
第七条 公共租赁住房的房源筹集渠道主要包括：
（一）政府和企业投资集中建设的住房；
（二）政府和企业从市场上回购或租赁符合条件的住房；
（三）在经济适用住房、商品住房开发中配套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
（四）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用以保障本单位职工为主的住房和宿舍；
（五）政府和企业接受社会捐赠及其他渠道筹集的住房。
第八条 公共租赁住房面积应设计为40-90平方米，套型为一居室、一室一厅、两室一厅，以60平方米小户型为主，根据家庭人数不同配置相应面积的住房。
（一）各级政府直接投资新建的公共租赁住房采取集中建设或配建相结合的方式，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以内，套型原则上以一室一厅、两室一厅小户型为主。
（二）劳动密集型企业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面积控制在40平方米以内，套型以一居室公寓为主。
（三）为有利于引进人才，可适当建设部分90平方米以内的三居室公寓，配建比例不超过公共租赁住房总量的30%。
（四）劳动密集型企业以集体宿舍形势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应符合宿舍建筑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第九条 公共租赁住房的规划，应充分考虑住房困难群体交通、就业、就学、就医等需求，合理安排区位布局。
第十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纳入住房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列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并优先保障。
第十一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按划拨方式供应的，享受廉租住房建设的有关土地供应及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第十二条 企事业单位利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自有土地进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涉及改变土地用途的，应按照有关规定变更为住宅用地后，方可进行建设。
第十三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的相关政策执行。
第十四条 在商品房开发项目中应配建不低于总建筑面积5%的公共租赁住房。配建的公共租赁住房，可按配建面积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第十五条 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筹集和运营中所涉及的税收等相关政策，按照国家规定的有关优惠政策执行。
第十六条 公共租赁住房要达到基本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具备基本居住条件。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应当积极推广应用先进、适用、安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推动节能、省地、节水、节材及环境保护工作，提高住宅建设的整体水平。
第十七条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验收和保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实行"谁投资、谁所有"，投资者权益可依法转让。
第十九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筹资渠道：
（一）政府直接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资金主要渠道：中央安排的专项补助资金，财政年度预算安排资金，土地出让收益中安排资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省政府确定的试点城市公积金贷款以及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等。
（二）非政府投资主体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资金主要渠道：中央安排的专项补助资金，实施机构自有资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实施机构发行的中长期债券，各种保险资金、信托资金、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以及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
第二十条 政府直接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收入，应当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缴入同级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租金收入专项用于偿还公共租赁住房贷款、公共租赁住房的维护、管理和投资补助。
非政府投资主体收取的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收入，专项用于偿还公共租赁住房贷款、公共租赁住房的维护、管理和公共租赁住房的再开发。
第二十一条 基本家庭年均总收入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条件，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6平方米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就业学生、外地来我市工作及进城务工3年以上的无住房人员，均可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部分企业因改制后遗留的部分人员，现住原单位房屋，但房屋被损严重，经相关部门认定确实不能继续居住的特殊情况，可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以基本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确定1名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成员为申请人，其他家庭成员为共同申请人。个人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本人为申请人。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只限申请承租1套公共租赁住房。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是指两个以上成员基于婚姻、血缘、收养而产生的法定的赡养、扶养和抚养关系的社会生活单位。
家庭内可以包含几个基本家庭。本办法所称基本家庭是指已婚男女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离异1年以上或父母不在当地且年满18周岁以上未婚人员，可按照1个基本家庭对待。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年均总收入是指基本家庭的家庭成员近三年年收入总和的平均数，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劳动收入和其他经营性收入。
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应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本地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具有租金支付能力。
第二十五条 政府规定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年均总收入限定，应当根据各县（市、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最低工资标准、物价指数等因素制定，并定期调整，由统计部门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六条 政府引进的特殊专业人才和在本地工作的全国、省部级劳模、英模，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复转军人住房困难家庭按属地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原则上不受收入限制。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可向户籍所在地社区、居住地社区或工作单位提出申请，申请按房源筹集渠道实施差别化管理。
（一）政府直接投资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对象主要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就业学生、外地来我市工作及进城务工3年以上无住房人员、当地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当地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政府直接投资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应当向户籍所在地社区进行申请，填写申请表并提交申请资料，社区对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进行初审。经初审，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户口所在地社区进行公示，公示期15天，对公示有异议、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对公示无异议和异议不成立的申请人资料转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进行审核。
由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进行审核，并对审核通过的申请人进行审批。审批通过的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由住房保障主管部门适时配租公共租赁住房。肃州区市区内的公共租赁住房的审批工作由肃州区政府具体负责实施，审批结果报市房地产管理局进行备案。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就业学生、外地来我市工作及进城务工3年以上无住房人员申请政府直接投资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应当向用人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用人单位向所在地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统一申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不直接受理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就业学生、外地来我市工作及进城务工3年以上无住房人员的个人申请。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当按相关程序对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审查通过的予以登记；对经审核符合条件并已登记的申请人适时配租公共租赁住房。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就业学生、外地来我市工作及进城务工3年以上无住房人员申请承租政府直接投资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用人单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二）非政府投资主体实施机构筹集和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对象的认定标准由实施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书面提出申请，经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审核后，由实施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安排符合核定标准的供应对象办理入住手续，并报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备案后执行。肃州区市区内的公共租赁住房，由实施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具体负责实施，审批结果报市房地产管理局进行备案。
第二十八条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
（二）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和公安机关车管部门出具的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名下车辆登记情况证明；
（三）工作单位提供的工资收入证明；
（四）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出具的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名下房产登记情况证明和是否享受过房改政策情况证明；
（五）外地来我市工作和进城务工3年以上无住房人员申请时需提供已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的正式劳动合同；
（六）公积金、工商和税务管理部门出具的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公积金余额、公司注册及经营情况证明。
（七）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二十九条 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实行轮候、公开摇号分配和适时配租等多种制度。经审核符合条件并已登记的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就业学生、外地来我市工作及进城务工3年以上无住房人员，申请政府直接投资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的，应当按轮候、公开摇号分配方式公开进行，配租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条 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合同制管理。出租人与承租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为格式合同，合同期限为3-5年。合同中应当明确下列内容:
（一）房屋的位置、朝向、面积、结构、附属设施和设备状况;
（二）租金及其支付方式;
（三）物业服务、水、电、燃气、供热等相关费用的缴纳责任;
（四）房屋用途和使用要求;
（五）租赁期限;
（六）房屋维修责任;
（七）停止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情形;
（八）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办法;
（九）其他约定。
第三十一条 承租人享有按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使用公共租赁住房的权利。
第三十二条 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标准应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房源筹集渠道、实施机构保本微利、保障对象承受能力以及市场租金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以保证正常使用和维修管理为原则，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研究确定。原则上应控制在租赁市场价标准的70%左右。租金实行动态调整，由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每两年向社会公布1次。
第三十三条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按照产权性质,实施差别化收取。
政府直接投资的公共租赁住房，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公布的租金标准收取。
非政府投资主体实施机构筹集和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租金价格，执行的租金标准需每年向当地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四条 申请人办理配租入住手续时，应当与所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机构签订租赁格式合同，明确出租方与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违约责任。
对政府直接投资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就业学生、外地来我市工作和进城务工3年以上无住房人员办理入住公共租赁住房手续时，由申请人与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签订租赁合同，并由申请人所在单位进行担保。租赁合同中需明确出租方与承租人、担保人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违约责任。
第三十五条 申请人不接受住房保障主管部门配租的房源、不签订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不按规定时间办理入住手续的，视为弃权处理。
第三十六条 非政府投资主体实施机构筹集和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由实施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自行安置申请人租住，办理入住手续时，应当与申请人签订租赁合同，并将已安置情况报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七条 租赁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年度复审制度。承租人租住政府直接投资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由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同相关单位和部门复审，承租人租住非政府投资主体实施机构筹集和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由实施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自行复审，复审结果报当地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经复审不再符合租赁资格的家庭，必须退出已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
第三十八条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赁监管。
第三十九条 公共租赁住房只可用于承租人租住，承租人不得改变用途、转租和转借。政府直接投资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的，应当提前15天向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缴清相关费用。
第四十条 政府直接投资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日常维护工作由政府指定的管理机构进行维护。非政府投资主体实施机构筹集和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日常维护工作由实施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自行维护。
第四十一条 承租人应爱护并合理使用房屋及附属设施，不得擅自对房屋进行装修。因使用不当造成房屋或附属设施损坏的，应负责维修或赔偿。
第四十二条 公共租赁住房的物业管理，由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公共租赁住房筹集实施机构或企业选聘有资质的物业公司进行统一管理，物业管理费应当由承租人负担。
第四十三条 租赁合同期满，承租人应退出公共租赁住房。需要续租的，应在合同期满3个月前向所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产权人申请续租，按本办法规定的审批程序进行，经审批符合条件的，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第四十四条 承租人通过购买、获赠、继承等方式在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所在地获得其他住房或在租赁期内超过政府规定的收入标准的，应当退出公共租赁住房。
第四十五条 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公共租赁住房实施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可解除租赁合同，收回公共租赁住房，其行为记入信用档案，5年内不得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一）采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欺骗方式取得公共租赁住房的；
（二）转租、出借的；
（三）改变公共租赁住房结构或使用性质的；
（四）承租人无正当理由连续空置6个月以上的；
（五）拖欠租金累计6个月以上的；
（六）在公共租赁住房中从事违法活动的；
（七）违反租赁合同约定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六条 承租人在合同期满或终止租赁合同的应当腾退出公共租赁住房。确有特殊困难的，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公共租赁住房实施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可视具体情况给予一个月的过渡期限，过渡期内的租金标准按照市场租金标准收取。拒不腾退的，按合同约定处理，并在适当范围内公告，必要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七条 市、县（市、区）两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公示、轮候、配租和租后管理制度。市、县（市、区）两级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当监督各类实施主体建立所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档案，档案应详细记载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的筹集及建设资料、住房使用情况以及承租人的申请、审核、轮候、配租以及违法违约情况等有关信息。
第四十八条 市、县（市、区）两级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要会同同级监察机关对公共租赁住房实施和管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予以配合，如实提供资料。有关单位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对其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四十九条 房地产中介机构违规接受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委托，为其代理转让、出租或者转租的，由所在地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房地产中介机构依法处理。
第五十条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依法行政，规范管理，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要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第五十一条 各县（市、区）政府可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应办法。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