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
中国 巴基斯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以下单称“一方”，合称“双方”),
确认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
希望加强双方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的有效合作，
重申在根据本协定开展的合作中应尊重人权,
决定缔结本协定，并达成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双方应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和规定在本协定项下开展合作和提供协助。
第 二 条
一、为本协定的目的,对下列术语定义如下：
（一）恐怖主义是指：
1、本协定附件所列任何条约确定为犯罪的任何行为；
2、根据双方各自国内法构成犯罪的恐怖主义行为，包括涉及使用枪支、爆炸物和其他武器或任何其它行为，致使在武装冲突情况下造成平民或未积极参与军事行动的任何其他人员死亡或重大人身伤害，或者对非军事性质的物质目标造成重大损失，以及组织、策划、共谋、教唆上述活动的行为，此类行为因其性质或背景可认定为恐吓居民、破坏公共安全或强制政权机关或国际组织以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并且根据双方各自国内法构成犯罪。
（二）分裂主义是指旨在破坏任何一方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包括煽动把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分裂出去或使用暴力分解国家，以及策划、准备、共谋和教唆从事上述活动的行为，并且此类行为根据双方各自法律构成犯罪。
(三)极端主义是指根据双方各自国内法构成犯罪的极端行为，包括旨在使用暴力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任何行为，以及为达到上述目的组织或参加非法武装团伙,并且此类行为根据双方各自国内法也构成犯罪。
（四）上述定义仅限于本双边协定的特定目的，并不影响双方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对这些问题的立场。
二、双方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努力制定国内法,以使第二条第一款所指行为受到与其性质相符的处罚。
第 三 条
第二条第一款所指行为应包括组织、领导、参加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的行为。
第 四 条
第二条第一款所指行为应包括向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或极端主义活动提供资金、训练、技术和武器的行为。
第 五 条
第二条第一款所指行为应包括明知相关资产为该条所规定行为的违法所得及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实施的下列行为：
（一）提供资金帐户；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
（三）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
（五）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上述违法所得及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第 六 条
第二条第一款所指行为应包括实施此种行为未遂。
第 七 条
引渡将根据双方于二ОО三年十一月三日签署的现有引渡条约处理。
第 八 条
一、双方应指定负责执行协定的本国中央主管机关，并通过外交途径相互通知。任何一方如果变更其中央机关，应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另一方。
二、本条第一款所指的中央主管机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公安部，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方面为内政部。
三、双方中央主管机关为执行本协定可直接联系和协作。
四、双方中央主管机关应相互通报具体联系方式,包括负责日常联系的机构及其用于日常联系的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等。如联系方式发生变化,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
第 九 条
一、双方中央主管机关应建立对口部门及专家定期会晤和磋商机制，就打击第二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事项相互通报情况、交换意见和协调立场。
二、应一方中央主管机关的请求，双方中央主管机关还可为执行本协定举行特别会晤和磋商。
第 十 条
双方中央主管机关应当根据请求交换其掌握的双方共同关心的情报，包括:
(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的情况及其成员的情况,包括组织的名称、结构、主要活动及其成员的姓名、国籍、住所或居所、外表特征、照片、指纹及其他有助于确定和辨认这些成员的资料;
(二)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为在任何一方境内实施第二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计划、培训及培训地点的情报;
(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利用第三国针对任何一方准备和实施第二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情报;
(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及其成员非法制造、获取、储存、转让、运输、贩卖、使用(或威胁使用)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物质和爆炸物质、引爆装置、枪支弹药、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可用于制造上述武器的原料和设备的情报;
(五)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及其成员针对任何一方国家元首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代表团和重要设施等采取恐怖活动或者威胁实施恐怖活动的情报;
(六)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非法制造和传播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思想的宣传品(印刷品和音像制品等)的情报;
(七)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资金来源和途径等方面的情报;
(八)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活动的特点、规律、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情报;
(九)关于预防、发现和制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的经验等情报、信息及资料;
(十)有关涉嫌在另一方国内参与实施第二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一方国民的信息,包括其外貌特征、身份证件、住所或居所、照片等资料;
(十一)向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提供资金、技术、武器、训练的组织或人员的情报。
第 十 一 条
在司法协助方面，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提供如下协助：
（一）在审判参与或涉嫌参与针对请求方实施第二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人员时，允许请求方中央主管机关或外交、领事代表旁听；
（二）根据请求方的请求，与请求方中央主管机关合作，或者协助请求方中央主管机关侦查与第二条第一款所指行为有关的案件。经另一方同意，请求方可以派遣工作组到另一方境内协助调查。工作组的成员应当遵守有关国际公约、双边协定、另一方的国内法以及另一方所提出的要求。
第 十 二 条
一、为执行本协定,双方应在警用科研、技术交流、开发及提高警用技术、合作生产技术器材和装备等方面加强合作,包括必要时相互提供技术和物资援助。
二、一方从另一方获取的资料、专用器材、设备和器械,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转交。
三、一方根据本协定相互协助时配备或使用的侦查行动方式、专门人员、专用器材和后勤保障材料性能等信息,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亦不得向外界公布。
四、双方中央主管机关之间的例行会议、情报交流、个案合作等内容均严格保密。一方未经另一方事先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露。
第 十 三 条
除非另有约定,双方各自承担其执行本协定所产生的费用。
第 十 四 条
双方中央主管机关根据本协定开展合作应当以中文和英文作为工作语言。
第 十 五 条
本协定不限制双方就本协定事项及与其宗旨和目标不相抵触的事项签订其他国际条约的权利,也不影响双方根据其参加的其他国际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第 十 六 条
有关本协定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 十 七 条
经外交协商并履行适当程序，本协定可在任何时候予以修订。
第 十 八 条
本协定须经批准。本协定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
本协定有效期五年。双方经外交途径于本协定期满前六个月书面同意，本协定有效期可顺延五年。
任何一方可在任何时候通过外交途径提前六个月通知另一方，以终止本协定。
双方全权代表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二OO五年四月五日在伊斯兰堡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代表
李肇星 阿夫塔布·艾哈迈德·汗·谢尔宝
附件：
一、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海牙签署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二、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蒙特利尔签署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四、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五、一九八○年三月三日在维也纳通过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六、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在蒙特利尔签署的作为对《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补充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七、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在罗马签署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八、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在罗马签署的《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九、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路在何方
李华振 尚鹏飞
本文发表于《管理与财富》杂志2003年11期
上市公司面临信任危机
由于我国一些上市公司接连不断地“出事”，造成股价大幅下跌，跌幅超过50%的不在少数，有的股票跌幅竟高达90%！这里面当然有整个大盘下跌的因素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为数不少的上市公司基本面恶化，由此产生的非系统风除陡增，投资者信心不足。一些上市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包装”起来的，信息披露失真。投资者即使理性投资，也往往被深度套牢，因为据以进行投资决策的信息本身就是“真实的谎言”。
一只老鼠就能弄臭一锅汤，更何况还不止一只，而是多达数十只！正因如此，我国“一些”上市公司面临着信任危机，进而连带殃及那些无辜的上市公司。所以，尽管政策暖风频频，出台了若干利好刺激，但股市反弹并不如预期的积极。
信任危机的阴云正笼罩在“一些”上市公司头上，如果有关管理部门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拨开乌云，中国股市就难以重返阳光灿烂的日子。
关键在于控股股东
是谁给中国股市带来了信任危机的乌云？关键在于控股股东。控股股东拥有多数表决权，加之中小股东还没有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意识，导致控股股东实际上绝对控制着股东大会。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层人选也因此而被控股股东操纵着。所以，许多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拥有远远超出中小股东的实际特权，扮演着“公司家长”的角色，不仅享有股东权，还享有本应由董事、监事享有的权利，甚至普遍包括经营者权利！这种家长式特权，使控股股东很容易操纵上市公司，通过种种手段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
正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指出的，控股股东以土地、设备、存货等非货币方式出资，在估价过程中往往做了手脚，以便占据更多的股份。而实际上的货币资金大部分来源于中小股东的投资，这样，控股股东就会不惜造假来“圈中小股东的钱”。即便最后东窗事发，控股股东的损失也不大，因为它本来就没投入太多真金进去。据不完全测算，控股股东花3千万元包装出一个上市公司，最后能“圈到”1-5亿甚至更多的货币资金！在如此高的收益引诱下，“铤而走险”屡屡发生也就容易理解了。
内幕操作之曝光
只要看看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进行的种种内幕操作，就会明白上述“关键在于控股股东”之含义。
1、宁可配股，绝不贷款。我国为扩大内需、刺激投资，近年来把银行贷款利率连续下调，已经到了很低的水平。按正常的经济学原理，这正是上市公司通过贷款来改善资本结构的极佳时机，以便增加公司资金拥有量、扩大投资规模。但中国的许多上市公司偏偏无视这个经济学原理，宁可配股，绝不贷款。原因何在？其中猫腻在于：上市公司可以利用高价配股之机从中小股东手里圈来大笔现金，然后再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把这笔现金中的大部分转移到控股股东的手里。贷款利率再低，毕竟是负债，届时要还本付息；而配股得来的钱不用还，只要圈到手中，就能被控股股东转移到自己的腰包里。
2、虚假出资。在上市公司的设立过程中，以及增资配股过程中，控股股东名义上出了资，但实际上该出资并没到位，或严重高估非货币出资，或以不动产出资但不办理产权转移手续。虚假出资，却能取得多数股份，“一本万利”当然值得去冒险。
3、操纵信息披露，公布虚假信息。由于控股股东实际上充当上市公司的“家长”，它控制着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因此能够操纵公司的信息披露，公布虚假信息。其手段很多，例如作假账、提前确认收入、把关联交易当作正常收益，等等。有的上市公司从始到终一直就是靠此“讲故事”来维持的。
4、挪用资金，挖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往往关心的不是把上市公司经营好，而是把它当成一根纯粹的“资金吸管”，从股市上把钱吸到之后，就秘密地把这笔资金挪为其它用途，甚至明火持杖地直接把资金划走。例如，某医药股份集团把其所控股的上市公司资金的96%都划走了，总额达25亿元之巨。
5、自己炒自己的股票，哄抬股价，诱惑中小股东投资，然后秘密抛售，从中牟取暴利。一些大起大落的股票，就是这样操纵的。例如，某上市公司曾长期动用几亿资金秘密炒股，靠此来制造它的业绩神话。
6、操纵利润分配。为了多占公司利润，控股股东总能巧立名目，以种种借口操纵利润分配，肥水不流外人田，侵害中小股东本应得到的红利。例如，向董事、监事、经理层发放高得离谱的奖金、年薪，名义上还冠冕堂皇地“为了留住人才”，而实际上这些“人才”都是控股股东的内部人。
7、利用自己对股东大会的控制，恶意增加公司资本，迫使其它股东根本无力认购新股，从而使自身的股权比例进一步增加。这样，表面上看似乎控股股东也出了新资，但实际上又通过随后的其它手段，把这部分出资转移到控股股东手中。最后的结果是，控股股东既提高了自己的股权比例，又没真正追加投资。
8、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旗下往往有多家公司，在其操纵下，可以在这些公司之间进行关联交易，实现某种“见不得阳光”的目的。关联交易有两种：索取型和付出型。索取型是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把上市公司的资源占为己有。付出型是指控股股东为了使上市公司的业绩在短期内呈现出虚假的提高，就把相关公司的利润向上市公司转移，一旦达到目的后，再把上市公司的资源转移出来，转给其它公司。
9、利用上市公司作担保，为自己申请贷款提供方便。一旦出现还贷困难，就把风险推给上市公司，由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注：前文的“宁可配股，绝不贷款”是指上市公司自身而言，此处的贷款则指控股股东而言。）
如何治理控股股东
措施一：“国有股减持”是根本出路。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从国企改制而来，国有股“一股独大”十分明显。由于前些年我国对公有制的理解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认为国有股越多越好、越广越好，导致“一股独大”之状况。控股股东的种种不当行为，皆源于此。所以，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股减持”，才是根本出路。
措施二：减少或限制控股股东的投票权。
虽然“股权平等”是股份制的基本原则，减少或限制控股股东的投票权似乎与这个原则相违背，但实际上，由于控股股东的内幕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的股权平等，所以，对其进行限制恰恰是为了实质平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治理控股股东，而采取过类似做法，例如无表权的股份、有超常表决权的金股。另外，还可以把国有股转为优先股，以减少国有股比例。
措施三：撩开上市公司的面纱制度。
有的上市公司名义上打着“国有股”之旗号，实际上是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及利益集团的“内部私人控股”。这种伪装的国有股在股市上的为害尤烈，那些被揭露出来的灾情严重的上市公司里，大部分都是这种类型。为了有效治理这种问题，应该引入“撩开上市公司的面纱制度”，即：把遮在这种上市公司头上的“伪装国有股”的面纱揭去，再进一步揭去其“仅以出资额为限对上市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之面纱，使它的实际控股股东承担无限责任。
措施四：保证董事会、监事会的独立性。
现在，我国上市公司流行起“独立董事热”，把治理公司的希望放在一个或几个独立董事上。永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认为，这种“救世主”的想法和做法不仅幼稚可笑，它还睁着眼无视我国的国情：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我们实行的是二元制模式，即同时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监事会是专门的监察机构。不去想办法加强监事会的工作职能，却把美英一元制模式下的独立董事制盲目引入中国。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也指出，与其盲目引入独立董事制，不如采取切实措施来保证董事会、监事会的独立性。
措施五：通过立法来规定控股股东对公司及中小股东的侵害赔偿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治理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通过立法严格规定了控股股东对公司及中小股东的侵害赔偿责任。这样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遏制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为中小股东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武器。例如，英国法律规定控股股东必须对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宜真诚地依公司最佳利益表决，并且不得任意处置公司财产和其他股东的财产。《德国股份法》规定：“控制企业的法定代理人违背其义务的，其作为连带债务人对公司负有赔偿由此发生的损害的义务。”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