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农村老年性犯罪问题研究

范 永 友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老年人（一般以60岁为老龄的起点）年老体弱、耳目不灵、手脚不便，主要是受侵害、欺凌、虐待和遗弃的对象，而很少成为违法犯罪的主体。但从笔者所在法院近两年的刑事审判可以看出，老年犯罪特别是老年性犯罪呈上升趋势。其实，老年犯罪与其他人犯罪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只是由于主体的特殊性，决定它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犯罪的特点和社会危害性，也决定了同这一类犯罪作斗争的特殊意义。
2001年，笔者所在法院受理审结奸淫幼女（现均以强奸罪一个罪名定罪）、猥亵儿童案共19件，老年犯罪的5件，占26%。2002年，受理审结23件，老年犯罪的7件，占30%。2003年上半年，受理审结16件，老年犯罪的7件，占43%。由此可见，老年性犯罪率在我地（农村）上升较快，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经审理后分析，与60岁以下成年人犯罪相比，这类案件具有如下特点：
一、犯罪手段的非暴力性。在这类犯罪中，他们一般不与被害人或者其他社会成员发生正面冲突而直接使用暴力，大多选择了非暴力的方法。通常是利用被告人与被害人常具有亲戚关系或邻里关系，被害人年幼无知，其监护人没有预料到被告人会对被害人进行侵害，放心地让被害人到被告人家中或在外玩耍，被告人则用少量的钱、食物、放好看的录像等施以小恩小惠，诱骗被害人上当；或者利用被害人不敢向他人诉说的弱点，暗中秘密地对被害人进行侵害。如66岁的先某某就是以看电视为由将邻居5岁的幼女诱骗到自己床上对其实施奸淫；63岁的阳某某用两元钱买“猫耳朵”将同社4岁幼女奸淫。
二、所涉罪名的确定性。由于受老年人心理、生理条件及处于较落后农村地区的环境条件的限制，老年犯罪所触及的类型主要集中在奸淫幼女和猥亵儿童。老年其他类型的犯罪，目前我县尚未发生。
三、被告人的犯罪年龄日趋高龄化，而相对的被害人的年龄却低龄化，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均是未成年人。19件老年性犯罪案件中，有8名65岁以上，其中罗某某奸淫幼女一案，罗某某作案时已高达79岁；余某某猥亵儿童一案，案发时余某某年满75岁。作案平均年龄为64.4岁。而被害人中最大的幼女13岁，最小的不到4岁，而往往在同一案件中又有多名被害人。如游某某与其孙女（其父母外出打工）同居一室，趁其孙女经常叫同学在家留宿之机，游对其孙女的多名同学实施猥亵和奸淫。
四、被告人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全是农民，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1人，8人是文盲。
五、犯罪的预谋性。与中青年性犯罪相比，老年性犯罪更具有一定的预谋性，大多不是因为顿起淫心，往往与被害人都有过接触，以各种方式取得被害人的信任，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出手，犯罪比较诡密，如果不是被害人声张，一般很难侦破。其实，并不是被告人不知道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只是一旦被侦破起诉，他们往往摆出一副等死的样子，装聋作哑，或翻来复去地说“我做了错事”，对犯罪事实则避重就轻。
老年性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多为未成年幼女或男童（部分为智力或精神类残疾人），社会危害性较大，究其犯罪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错误的需要观。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性功能有所衰退，但不会完全丧失，而且对性的欲望和兴趣能维持到相当高的年龄。现阶段广大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提高，因此对精神生活的要求相应提高，性需要也就成为高龄期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很多人的老年期是阴郁的，特别是离婚、丧偶者，或终生未婚者，他们往往无性生活的条件，少数缺乏自制力，放纵自己的老年人，采用非法手段，满足性欲望，以致构成犯罪。如杨某某猥亵儿童一案，杨某某以性刺激和性满足为目的，不仅采用卑鄙下流淫秽的语言和行为，与三名男童相互玩弄生殖器，而且对三名男童进行了鸡奸。
二、社会丑恶现象的泛滥。近年来，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沉渣泛起，屡禁不绝，特别是正以高速度向农村蔓延，使得农村男性老年对此现象不能正确认识，有的卷进这股浊流，而有的就铤而走险，将罪恶之手伸向幼童，踏上犯罪道路。如65岁的余某某终身未娶，与其80余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也从来没有性的体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受别人唆使，花二十元钱在一茶馆内喝“板板茶”，与一女子有了第一次性的体会，回家后仍想着这事，于是将邻居家5岁的女孩叫进屋实施了奸淫。
三、法制观念淡薄。我国现有老年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度里，头脑中很少有法制观念。进行普法教育以来，由于受文化水平低等条件的限制，接受法制教育的很少，许多老年人不仅是文盲，更是法盲。
四、社会及家庭伦理道德沦丧。农村文化事业的局限，使得部分老年人不能获得健康的精神食粮，以致个别老年人对善恶、美丑、荣辱等不能准确判断，导致伦理道德丧失。
根据最新统计，目前我国的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1.32亿，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一，居世界第一位。因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达10%，按国际上的标准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长趋势，老年性犯罪的现象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并将呈上升趋势。由此要引起高度重视，建议：
一、司法机关要积极稳妥地处理老年性犯罪案件。除对犯罪分子要狠、准、稳地进行打击外，还要从引起老年性犯罪的原因、主观动机、客观环境等去分析，针对个案的实际情况定罪量刑。对被害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尽可能地考虑由被告人进行赔偿，以期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老龄化问题，努力创造条件，真正落实“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政策。在农村，应当将敬老院、老年活动室等地方办得更有特色，使这些地方能吸引农村老年人，让他们在这里能交心、谈心，做到心情舒畅，情绪稳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生在世皆有岁暮黄昏垂老之时，炎黄子孙要发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全社会要行动起来，让我们善待老年人，给老年人一方快乐的热土。
三、加强老年人法制教育。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村老年人中知法、懂法的少，法盲较多。因此，应根据老年人的特征，采取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对老年人进行深入浅出的法制教育，使他们树立严格守法和依法办事的基本观念，让有不良行为方式和有不良倾向的老年人弃暗投明。
四、加强公民道德教育。趁贯彻“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的东风，大力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使人们形成缺德可耻、守法光荣、违法可憎的观念。同时，建立健全村规民约，让村民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
五、对幼女（童）要严加管教。纵观这部分案件，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或联系，且被害者为年幼无知者，因此，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幼女或幼童要加强管教，不让其单独外出，更不能随便接受他人的财物或东西，以免受诱骗上当。特别是父母均外出打工者，更应随时关注幼年子女的身心健康。
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对现存的社会丑恶现象，特别是卖淫嫖娼现象要坚决打击取缔、治理整顿。

对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反思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侦查中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其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很不完善，现有的收集规则零散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理论界对此问题也较少涉及。本文将对该问题给予关注，对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进行反思。
一、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立法现状及反思
我国现代证据立法吸取了大陆法系证据立法的有益成分，在诉讼法内以专章对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作了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也有专门规定。然而，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法律规定却不甚完善，存在立法缺陷。
（一） 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了相关规定。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第二编第二章第89条至第118条、第131条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1月1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规定》第九章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以上为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规定。
（二）反思
1、 法律本身的缺陷——不完整，可操作性不强。
一项完整和独立的刑事程序性规则由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构成。实体性规则指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什么诉讼行为的规则；实施性规则指规定如何实现实体性规则的内容的规则。按照这一理论，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也可分为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解释》第61条、《规则》第265条、《规定》第51条属于实体性规则，其余规定属于实施性规则。其缺陷具体表现在：
（1） 实体性规则不完整。刑事诉讼法、《解释》、《规则》、《规定》均规定严禁用威胁、引诱等方法收集证据，但对应当用何种方法收集证据却未作具体规定。此外，实体性规则对如何收集物证等其他证据也未作规定。
（2）实施性规则的规定不完整。①强制性证据收集行为缺少法律控制。依目前的规定，强制性证据收集行为如搜查、扣押、对人身和邮件的检查等都由追诉机关自行决定，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②搜查、扣押、检查等行为限制性适用条件极少，如搜查、检查的时间、地点、范围等在法律中基本上没有明确规定。③技术侦查措施非法治化。依据《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规定，侦查机关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实践中也在较广泛地运用，如通讯监听、测谎、密搜、秘捕等。但目前这种运用基本上是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秘密进行。法律对哪些属于技术侦查措施、如何采用、如何进行规范等问题，没有相应规定。
2、立法的缺陷
从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公、检、法实际上对程序法进行了带有立法性质的解释，违背了作为现代程序法制化标志的“程序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1）程序法定原则的内涵
程序法定原则是刑事司法权法定化的表现，是为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抑制刑事司法权的过度膨胀和扩张而设立的。所谓程序法定原则是指国家刑事司法机关及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程序，都只能由作为国民代表集合体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即刑事诉讼法来加以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赋予的职权，司法机关不得行使；司法机关也不得违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设定的程序性规则而任意决定诉讼的进程。换句话说，刑事诉讼程序规则“只能由立法加以规定，因此只能具有立法性质。”
（2）违背程序法定原则的表现
1）关于公安机关有权采用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收集证据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对侦查机关是否有权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收集证据作出明确规定。1995年制定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据此公安机关被授予采用技侦措施的权力。但这一规定仍然不能解决公安机关应采用何种技侦措施及如何适用的问题。
2）关于以非法方法收集到的证据的取舍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和引诱和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却规定凡经查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就明确了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虽然此规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人权、规范侦查中的收集证据活动，但该规定确立的方式值得质疑。
总之，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在立法上还存在诸多问题，证据立法有待完善。
二、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
（一）理论研究的现状
1、研究的发展。
学者开始重视对证据规则的研究发轫于我国的司法改革。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关于证据收集和运用的规则，较早论述的是樊崇义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一书。该书在关于证据制度的完善建议中指出：“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方向在于，将一些经过司法实践检验，在运用证据行之有效的带有规律性的重要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用来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活动。”该书建议制定的证据规则，包括证据的法定形式和条件、保障证据客观性和关联性的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证明责任、疑罪从无等等，可以说这是我国诉讼法学界研究确立我国证据规则的开端。之后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对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提出了不少建议，取得了相当的理论成果。
2、现阶段的热点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当前刑讯逼供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屡禁不止。1998年中国就查办了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有关的犯罪案件1469件。2000年最高权力机关的执法检查报告也指出，刑讯逼供已经成了司法实践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此，学者对开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予高度重视，试图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提出立法建议，促进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以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保障人权。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已然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
（二）反思
1、理论研究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未给予足够重视。
刑事证据规则包括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审查判断规则和运用规则。而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刑事证据审查判断规则和运用规则。《刑事证据法（研究草案）》可以说是学者们对刑事证据研究的重要成果。该草案包括一般规定、证据种类、证据能力、证明四章。然而在全部的27条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笔者认为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建议》是另一理论研究成果。该建议第二章用31条的篇幅对取证规则作了专章规定，但是在这些规定中对证据的收集规定得过于原则，如第6条规定：“公诉案件中有罪证据的收集由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机关的侦查分工和侦查措施由刑事诉讼法来确定。”笔者认为这难以和真正意义上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等同。由此不难看出理论研究的欠缺。的确，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并非处于刑事证据规则的核心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对它的研究就可以搁置一旁。况且，收集证据还是审查判断证据和运用证据的前提。目前的理论研究有“重结果，轻过程”的倾向。
2、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验明正身”
（1）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
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此等有关非法所取得的证据限制其证据能力的法规即所谓证据排除法则。”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非法证据是否予以否定或什么样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的规则。”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中，因为证据的来源违法，而导致其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的规则。”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刑事证据收集规则
从以上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禁止性规范，内容主要包括方法禁止和证据禁止，即重心在“排除”上。而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规定应当如何收集证据的准则，是授权性规范。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禁止使用非法的方法、手段就可以保证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呢？笔者持否定观点。因为虽然明确了禁止的方法、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侦查人员采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由于对“应当如何做”没有详细规定，侦查人员没有可遵循的具体的操作规范，收集活动仍然处于非法治化状态。
三、总 结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证据审查规则和运用规则的前提和基础。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不完整、不完善，将直接影响到收集到的证据的证明能力，进而对审判乃至诉讼效率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侦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侦查阶段收集到的刑事证据几乎毫无例外地进入了审判程序。这一现状与我国的法律传统是分不开的。所以在研究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时必须要结合这一客观实际，在对证据运用规则着力进行研究时，对证据收集规则的研究也不可偏废。
从立法实际来看，目前我国尚没有刑事证据法典，仅有的刑事证据规则零碎地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这种现状与证据在诉讼中的灵魂地位是极不相符的。证据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条件，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诉讼过程实际上就是围绕证据的证明过程。这些已在理论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我国的法治进程、人们日益提高的法律意识及诉讼实践的要求，已使得我国刑事证据立法成为当务之急。
本文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立法及理论研究的反思，旨在引发立法机关及学者们对该问题的关注。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完善，不单单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它还涉及程序法定、保障人权、司法改革等深层次的问题。希望随着诉讼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熟，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暨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能够早日完善。



姓名：孙永石
电话：0467-2472447
地址：鸡西市滴道区人民法院
邮编：151807